“我挨的第一颗子弹击碎了我的肩胛骨。与此同时，两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腿。一发打碎我的膝盖，另一发折断了我的股骨。我一枪没开就倒下了。我听见一个笨蛋中士，那个混蛋名叫吉布斯，命令我们排退到丘陵防守。我睁开双眼看到我的队友们匆匆奔逃，跳到岩石和大树后面。塔特竭尽全力奔跑，想回到队伍里。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卡尔，正冲我跑过来。”
维吉尔不再说话，似乎透过眼睛里涌出的泪水看到了过去的那一幕。他从口袋掏出一块手帕，轻拭眼睛，他的手微微发抖。我扭头看向别处，给维吉尔保留一些隐私。身穿雅致平整衣服的人从我们身前穿过庭院，去政府大楼，或从政府大楼里出来，没人理会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只有一条腿的老人。我耐心地等待维吉尔镇定下来，等他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
“卡尔从小路上跑过来，像个疯子一样尖叫，对着林木线上闪烁的炮火开枪。我能听见吉布斯冲卡尔喊叫，让他后退。塔特看见卡尔时，他不再撤退，跳进一棵大树后面。卡尔来到我身边，单膝跪地，身处我和大约四十架AK-47突击步枪之间。他待在那里，用步枪射击，直到快打完子弹。”
维吉尔缓慢吸了口气，又一次要落下泪来。“可惜你没看见他那时的样子。他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前，用左手拿起我的步枪，同时用两把枪射击。接着他把他的M-16丢到我胸口边，继续用我的步枪射击。我给他的步枪上了新的子弹盒，递给他，再等着及时给我的步枪装子弹。”
“卡尔中枪了吗?”
“他左胳膊的二头肌处中了一颗子弹，另外一颗子弹在他的钢盔上划了一道痕，还有一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靴跟，不过他一动也没有动。那是一幅值得铭记的景象。”
“我想是的。”我说。
自从维吉尔开始讲他的故事以来，他第一次看着我。“你看过那些老电影吗?”他说，“里面同伙中弹，他告诉那位英雄不要管他，先救自己。”
“嗯。”我说。
“呃，我就是那个同伙。我差不多快死了，我知道。我张开嘴想告诉卡尔救他自己，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别把我丢在这里’。”维吉尔看着他的指尖，他的双手交叠放在他的大腿上。“我害怕，”他说，“比任何时候都怕。卡尔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从军事上来说。他在救我，他情愿为我而死，而我能做的则是告诉他‘别把我丢在这里’。我从没感到那么羞耻。”
我想说些安慰的话，或者拍拍他的肩，让他知道没有关系，但那会是一种侮辱。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权利评判什么有关系什么没关系。
“战争进行到最凶险的时候，”他说，“整个排猛烈开火。越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还击。塔特、卡尔和我身在其中。我看见树上的碎叶和裂片像五彩纸屑般落下，曳光弹[1]在我们头顶纵横交错——红色来自我们的枪，绿色来自他们的枪——到处是喧哗、污垢和烟雾。这一切让人惊奇，我仿佛置身事外，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恐惧。我准备赴死。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塔特蹲伏在一棵树后面，尽全力对准目标开火。他的弹盒空了，去拿新的弹盒。就在那时，他脸部中了一枪，倒在地上死了。那是我失去意识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
“别人告诉我我们得到了空中支援，他们在越共的方位投下了许多凝固汽油弹。卡尔像一块毯子一样覆盖在我身上。如果你仔细看，你还能看到他手臂和脖子后面被烧伤的伤疤。”
“对于你们两人来说，那是战争的结束吗?”我问道。
“对我是的。”维吉尔说着清了清嗓子。
“我们先是在火力基地得到包扎，然后就到了岘港。他们送我去了首尔，但是卡尔从没跨过岘港。他花了些时间康复，后来又回到了队伍里。”
“陪审团从没听过这个故事?”我说。
“一个字都没听到。”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说。
“卡尔·艾弗森是个英雄——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他情愿为我牺牲自己。他不是强奸犯。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我迟疑了下才说出我的想法，“但是……这个故事不能证明卡尔是无辜的。”
维吉尔白了我一眼，让我头顶发麻，他紧紧地抓住手杖，似乎因为我的无礼要用手杖打我。我等待着他眼神中的愤怒退却，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你坐在这里，既温暖又安全，”他嘲笑道，“你根本不知道面对死亡是什么感受。”
他错了。我没有感觉温暖，他握住手杖把手的指节发白，也让我没有感觉特别安全，虽然他有关面对死亡的部分有道理。“人会变。”我说。
“一个人不会头一天跨越枪林弹雨，第二天就谋杀一个小女孩。”他说。
“可是他剩下的服役期，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不是吗?你飞回家了，他还待在那里。也许出了一些事。一些事情拧动了他头脑中的一颗螺丝——让他成为会杀死那个女孩的那种人。你自己也说过卡尔在越南杀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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