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说，“他差点把这个地方烧掉。你究竟去哪里了?”
“等一等，”拉里说，从我母亲身边擦过，“别用这种语气对你母亲说话——”拉里抬起他的右手，似乎想要戳我的胸部。这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的手指碰到我之前，我把右手猛地横在胸前，抓住他的手背，捏住他手掌的小指一侧，很快把他的手从我胸前拿开，顺时针转动他的手，让拉里跪在了地上。这个动作叫作扣腕摔倒。皮德蒙特的一位常客，一个叫斯迈利的警察，教会了我这个动作。它一贯是我的最爱。
用很小的力气，我把拉里蜷成一团，他的脸离地面只有几英寸，胳膊在他的背后向上翘起，手腕在我手中往前猛扭。我使劲忍着没有踢他。我趴在他身上，扯住一束他的头发。他的耳朵变红了，脸因为疼痛而抽搐、扭曲起来。我身后，我母亲鬼扯着什么这是一次偶然，拉里真的是一个好人。她的恳求在我身边的空气中消散，对我来说，并不比远处的交通噪声更重要。
我把拉里的鼻子和前额往人行道的砂砾里按压。“我知道你对我弟弟做了什么。”我说。
拉里没有回应，于是我更用力拧了下他的手腕，他哼了一声。
“你给我听清楚，”我说，“要是你再敢动杰里米，我会用你从没尝过的方式教训你。没人能动我的弟弟。你明白吗?”
“去你妈的。”他说。
“回答错误。”我说，把他的脸从混凝土上抬起，往下敲，力道足够留个痕迹，出点血。我说：“你明白吗?”
“明白。”他说。
我猛地把拉里拉起来，往街上推。他走向路缘，捂住流血的鼻子和额头，压低声音咕哝着什么，我没有听到。我把注意力转回我母亲身上。
“布雷默先生给我打了电话。”
“我们就去了下赌场。”她说，“我们只去了几天。”
“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能让他一个人待上几天。”
“他现在十八岁了。”她说。
“他没有十八岁，”我说，“他永远不会十八岁。这才是重点。等到他四十岁时，他仍然会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你知道的。”
“我有权找点乐子，不是吗?”
“行行好，你是他的母亲，”我的话语中不无轻蔑，“你不能由着性子乱跑。”
“你是他的哥哥，”她反击道，试图在这场争吵中找到立足之处，“可你不一样跑了?不是吗，大学生?”
我不再说话，直到我心中的怒火强压下去，我凶狠而冷酷地瞪着我母亲，眼神就像冬天的金属一样冰冷。
“布雷默说要是他再接到一次电话，他会把你们撵出去。”我转身朝我的车走去，经过拉里身边时横了他一眼，等待有个借口再打他一顿。
我把汽车驶离路缘时，看见杰里米站在前面的窗口。我冲他挥手，但他没有挥手回应。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他或许面无表情，但是我了解他。他是我的兄弟，我也是他的兄弟。只有我可以看到他平静的蓝眼睛后面的悲伤。
六
第二天一早，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噩梦中惊醒。
在梦里，我回到中学，苦苦应对一场比赛，试图采取一种简单的逃离策略。在我把那家伙的手从我肚子上拿开时，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胸部，又有一只手拉住了我的胳膊。我好不容易把每只手弄松，结果又来了两只手，像一条九头蛇长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脑袋。很快我只能在那些手对我的撕扯牵拉的袭击下挣扎尖叫。就在那时我听见了响声，那叫醒了我。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清除头脑中的睡意，从床上坐起来，不清楚我听到了什么，等待，倾听——接着，又是一阵敲门声。我不是在做梦。我穿上短裤和T恤，打开门，发现莱拉站在门外，拿着两杯咖啡和一个文件夹。
“我读了那本日记。”她说，经过我身边，递给我一杯咖啡，“你喝咖啡，是吧?”
“没错，我喝咖啡。”我说，随后从墙上的挂钩上拿起一顶棒球帽来盖住我的床头，接着跟在莱拉身后走到我的沙发边。两天前我冲出门去奥斯丁时，将装满文件夹的箱子留在了我的公寓，留给了莱拉。她拿了一些文件夹回家，包括标有日记的那本，在我不在的时候进行了梳理。
“昨天晚上我读了她的日记。”她说。
“克丽斯特尔的?”
莱拉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白痴。我要辩解的是，我仍然有点困。她回到她的思路上。“那本日记从1980年5月开始记录，”莱拉说着把她的笔记放在我前面的咖啡桌上，“最前面的几个月全是普通的青少年扯淡。头一天她为要上中学感到兴奋，第二天就有点害怕。大部分情况下她是个快乐的孩子。在六月和九月之间，她有十五篇日记提到了卡尔，通常称他为隔壁的性变态，或者怪异的卡尔。”
“她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莱拉用黄色标签给一些页做了记号。她翻到日记中的第一个标签，时间是六月十五日。
6月15日
我在后院练习，发现怪异的卡尔从他的窗口看我。我冲他竖中指，他仍然待在那里。真是个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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