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内蒂回了声“早上好”，问他哪儿能找到乔万尼·费尔特里内利。
一提到这个名字，那个守门人立刻一把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我警告过他了，叫他不要再把你们这些人招到这幢楼里来。要是他想干他的营生，就到你们的车里去好了，也可以到旷野里去跟别的畜生一起做伴嘛。就是不许在这儿做这种下流事，要不我就去叫警察。”他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去抓背后墙上的电话，一双怒火中烧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布鲁内蒂，毫不掩饰自己厌恶的神情。
“我就是警察。”布鲁内蒂轻声说，从皮夹子里掏出了警察证，握在手里亮给那个老人看。老人从布鲁内蒂手里一把抢过证件，似乎是想说明，这些东西可以在哪里伪造，他也是知道的。接着，他把眼镜推上鼻梁，细细看了一番。
“看上去倒像是真的。”他终于认了账，把东西还给了布鲁内蒂。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再把眼镜摘下来，开始擦镜片，擦完了一块再擦另一块，一丝不苟，仿佛他这一辈子都花在这件事上了。然后，他又重新戴上了眼镜。小心翼翼地把眼镜腿在两只耳朵上搁好，再把手帕放回到口袋里，这才换了一副腔调问布鲁内蒂：“这回他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我们得向他打听另一个人。”
“打听他的某个同性恋朋友?”老人问道，又恢复了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
布鲁内蒂没理会这个问题：“我们想跟费尔特里内利先生谈谈。或许他能给我们提供点信息。”
“费尔特里内利先生?先生?”老人质问道，他反复念叨着布鲁内蒂的词儿，却把原本的礼节性称呼变成了一种侮辱。“你是指那个标致的小男人，那个同性恋吗?”
布鲁内蒂无奈地叹了口气。人们在决定憎恨什么人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多具备点鉴别力，多那么一点选择性?或许只要再稍微明理一些?干吗不去恨基督教民主党?不去恨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不干脆去憎恨那些憎恨同性恋的人?
“你能否告诉我费尔特里内利先生的房间号码?”
老人退回到他的桌前，坐下来继续完成分发邮件的任务。“在五楼，门上有名字的。”
布鲁内蒂转身离开，再没有说一句话。走到门口时，他依稀听到老人还在咕哝着“先生”两个字，不过那声音也可能只是一种气呼呼的哼哼唧唧罢了。他走到铺着大理石地板的门厅的另一头，按下了电梯按钮，然后就站在那儿等。
过了几分钟，电梯还没来，可布鲁内蒂不愿意回去问守门人电梯有没有坏。他往左边挪了一下，打开通向楼梯的门，朝五楼攀登。还没到那儿，他就不得不松开领带，把湿滴滴地粘在大腿上的那截长裤往两边拉开些。等到了上面，他掏出手帕，在脸上擦了一把。
那老人说得不假，门上是标着名字：“乔万尼·费尔特里内利——建筑师。”
他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十一点三十五分。他按响了门铃。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朝门这边走过来了。门是一个小伙子开的，模样与布鲁内蒂昨晚在档案上看到的照片隐约有几分相似：金色短发，柔和而娇弱的下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什么事?”他问，抬头看着布鲁内蒂，露出了和善而疑惑的微笑。
“是乔万尼·费尔特里内利先生吗?”布鲁内蒂问，同时亮出了警察证。
小伙子压根儿就没怎么看那张证件，可他似乎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什么东西，脸上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
“是我，您想干吗?”他的声音就像他的笑容一样，越来越冷。
“我想跟您谈谈，费尔特里内利先生。我能进来吗?”
“犯得着问吗?”费尔特里内利无力地说，把门开大了一些，身体往后退了一步，让布鲁内蒂进了门。
“请允许我进来。“布鲁内蒂一边说一边走了进去。也许门上的头衔并没有说谎。屋内的这一方生活空间外观匀称，设计得既巧妙又精确。布鲁内蒂走进起居室，里面漆成了一色的粉白，地上嵌着浅色的人字形镶木地板，几块颜色早已磨淡的基里姆地毯铺在地板上，而另外两块织毯——布鲁内蒂觉得可能是波斯货——挂在墙上。沙发又长又矮，衬以背后远远的墙壁，犹如裹进了米色的丝绸。沙发前有一张玻璃台面的长桌，桌子的一头捆着一只陶制浅盘。有一面墙上覆盖着一大排书架，另一面则挂满了建筑物的透视图和楼房建成后的照片——所有这些楼房都是低矮而宽敞的，四周围着大片大片的荒地。在对面的角落里有一张高高的绘图桌，斜形桌面对着墙，上面盖满了一张张超大号的绘图纸。一只烟灰缸以一种十分离谱的角度搁在斜得厉害的绘图桌的桌面上，里面还燃着一支烟。
屋内的这种对称式结构不断地把参观者的视线重又拉回房间的中心，那个普普通通的陶制浅盘。布鲁内蒂强烈地感受到了视线在推移，可他不明白这种效果是如何产生的。
“费尔特里内利先生，”他开口说，“如果你愿意，我想请你协助我们调查一件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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