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您了,陶先生。”福田刑警郑重地说道。身穿警服的警官们则一副无聊的表情坐在客厅里。
“不管能否帮得上忙,总之我尽力而为吧!”
不知为何,陶展文总觉得徐铭义的卧室似乎在倾诉着什么。在这个房间里,他曾无数次为徐铭义诊病,无数次佯装舔尝其头皮,还曾无数次各执“帅”、“将”展开厮杀。失去了主人,房间角落里的床显得孤零零的,上面的床单也已被卷起。陶展文在一张曾坐过无数次的折叠椅上坐下来,而对面的另一张椅子正面向办公桌摆放。
“既然您来了,就请看看,房间里与平日可有不同?”福田刑警问道。
陶展文再次环视房间。
“怎样?本来管理员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但他说从表面上看并无变化。”刑警又补充了一句,似乎在催促陶展文尽快作答。
“确有不同。”陶展文指着床说道,“床单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不曾见过。”
“那张床单?”刑警苦笑道,“那是搜查时翻过来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
“椅子和桌子以前也绝不会如此朝向两旁乱摆。”
“啊,这个?”刑警将椅子的位置摆正,随后说道:是我们拖出来坐的。当时来了很多人,没地方坐……连这张矮桌上都曾有人坐过。"
刑警的语气似乎有些急躁。
“此外好像没了。”陶展文说道,“桌子上的灰尘除外,徐铭义生前会经常用抹布擦干净。”
“也就是说,被害人喜好洁净?”刑警问道。
“他喜好洁净,经常收拾房间。”
“嗯,表面上就这样了,那内部呢?比如衣柜、抽屉以及书架里面。请您看看。”
“我昨天和今早都已说过,我只知道手提保险箱内放有三本黑皮账簿,仅此而已……对了,我还曾偶然见到徐铭义将装信的文件夹放进抽屉……我有对你们说过吗?”
“是这里吧!”说着,刑警打开抽屉,只见装信的文件夹正躺在里面。
看到文件夹后,陶展文点了点头,“就是那个。我曾偶然见到徐铭义将它放在那里。当然,我并不清楚其中的内容,也没看过衣柜和书架里面。”
“唉,实在叫人束手无策。”刑警说道,“虽不知他有多爱收拾,但倘若只有本人清楚每样物品的摆放位置,我们根本无从着手。无论物品收拾得如何整齐规矩,其本人已经不在了,即便有物品遗失,我们也无从得知。幸好您还记得黑皮账簿。老实说,那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线索,破案全靠它了。”
“手提保险箱没上锁吗?”陶展文问道。
“没有。”刑警盯着陶展文说道,“钥匙在被害人本人的套衫口袋里。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其本人打开的;要么就是凶手抢走钥匙,打开保险箱后又放回了口袋里。”
“是打开后又放回去的。”陶展文毫不犹豫地说道。
“哦?您竟然如此确定?”刑警怀疑地说道。
“若是徐铭义打开的,他一定会锁好。他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可能在办完事情后却忘记上锁的。”
“原来如此。”刑警点头说道,“不过,也有可能是徐先生自己打开了锁,但在重新锁好之前就遇害了……可是,这一事实对推测出凶手有何帮助呢?”
刑警思考了片刻,似乎终于打定主意,对客厅里的同伴们说道:“好了,我们准备撤退,把要带回警署的物品整理一下,由陶先生和管理员做个证明。”
“什么物品?”陶展文问道。
“保险箱里有些登记证、借据以及期票之类的东西,或许可供参考,所以要暂时借用。此外还有一捆信。”
“哦?连信也要带走?”
“我们粗略地看过一遍,并未发现什么线索。但或许会有用,可以带回去交给更机智的人调查。”
“福田先生。”陶展文向刑警走近一步说道,“其实,我刚刚在俱乐部与大家商量了一下徐铭义的善后事宜……我们认为,必须将大体情况告知徐铭义在香港的女儿,所以想粗略统计一下死者的遗产。不知能否让我将登记证的内容及借据的金额做个记录?”
“可以,反正我们很快就会归还。您若急用,现在就可以记录下来。”
陶展文迅速开始记录,完事后又对刑警说道:“能否让我看看那捆信?”
在得到同意后,他开始查看装信的文件夹。里面约有三十封信,他将所有信件逐一翻看,找了很多遍,却始终未能找到署名迁某某的威胁信。
“谢谢!”说着,陶展文将文件夹还了回去。
警察唤来管理员清水,在他和陶展文二人的证明下,刑警们将必要的物品装入橘子箱【橘子箱,橘子的包装箱,在日本用途广泛。】巧后扬长而去。
“哎呀,他们终于走了。虽然我没做坏事,但有警察在,总觉得心神不宁。”清水似乎终于松了口气。
陶展文在转椅上坐下,随后陷入沉思——自己坚信写威胁信的人不会犯下杀人的罪行,这也许是对自己的直觉过于自负了。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性。如今,从所有方面来看,名叫迁某某的男人都变得颇有嫌疑。威胁信不见了,而且借据和票据中也根本没有带“辻”字的人名。根据先前浏览过的威胁信推断,贷款应该尚未归还(若已在这几天内归还则另当别论)——正如威胁信中的恐吓一样,凶手杀死了徐铭义,取回危险的威胁信……然后抢走借据。但仅仅如此尚不完美,因为就算取回字据,在黑皮账簿的记录中仍会写着“未还”,篡改记录更加危险,索性便将三本账簿全都带走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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