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课时，他为医学院新生教授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太平间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所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如剑、匕首、弯刀、螺丝起子、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的相片，呈现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样子。在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前挂着的医用骨骼。
“这个案例很特殊。”他开口。“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为学生的埃米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却成了一起迅速窜起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书。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可长期保存尸体的设施，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线宽而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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