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文说:“以前,一个月只有一名妇女会把肾脏卖给掮客,最近的情况糟了很多,一周约有两名妇女,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才行。”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着蓝色与鲜黄色纱丽的妇女对着他皱起眉头来。她看上去有45岁,但在我看来,因为印度贫民窟的生活艰辛,她应该只有近30岁而已。她的纱丽对折处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条30公分的疤痕边缘凹凹凸凸,横越腹部。塞尔文告诉我,在这里,几乎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那样的疤痕。他说:“我没能力阻止。”
海啸卷走他的村子数周后,政府将2500名居民从丰沛的渔场撤离,重新安置在这片一无是处的土地上。安置区旁边是一家巨大的发电厂,发电厂把电力送往金奈,讽刺的是,安置区内停电的状况却非常普遍。其实村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过分,他们只希望有渔网和小型的三轮黄包车,这样渔夫就能把村里捕来的鱼送到市场上卖。于是,在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后,塞尔文便向高等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送来其所承诺的现金与资源。
但是,他的申诉却遭受漠视。2007年1月,他受够了,于是在海啸发生的两年后,刚好有一场会议即将在金奈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面前召开,他决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张王牌。
他的计划很简单,让被迫贩卖器官的穷困妇女亲自说出证词,如此一来,法院就会感到愧疚并提供援助。毕竟,那些法官听到政府的毫无作为令人绝望,怎么可能不对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拥挤的小区中心,法官倾听了塞尔文那令人喘不过气的证词,而一堆勇敢的妇女也自愿说出亲身经历。妇女们说,肾脏掮客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即使是在海啸发生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掮客变得很残忍。妇女们露出疤痕的同时,塞尔文热切地等待法官能打开国家金库,送来资金。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虽然法官是仔细聆听了,但是补助金却被绑在可憎的印度官僚体制里,并非是因为缺乏司法命令而无法发放补助金。而且更糟糕的是,听众里的500名男女发现塞尔文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几乎要暴动起来。把妇女的疤痕公之于世,使得整个村庄都蒙羞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很穷,但是穷到要卖器官,却又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大喊着,那些应该是私事,他竟然公开,让村里妇女的名誉扫地。
揭露真相并未促使政府将他要求的渔网和黄包车送到难民营,反倒让村里的肮脏秘密暴露在媒体面前,当地报纸开始报道丑闻,不久之后,国家级的医疗服务部门发现证据,印度共有52家医院涉及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联合盗窃器官案。
不过,尽管塞尔文没有达到自己当初所设定的目标,但这次的调查却成为对抗肾脏贩卖的一个良机,让掮客和腐败的卫生部门官员受到了指责。最后这个丑闻引起大众的强烈抗议,迫使一个国家的部长不得不作出官方回应。
回应的工作就落在泰米尔纳德邦卫生署长拉玛常德兰的头上。他以前是政党街头斗士,姓氏前面有着一连串坚不可摧的英文缩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当某位政治对手把一罐酸性化学物质丢向他的脸之后,他在官场的位置更是跟着步步高升(他脸上的疤痕让他在政党会议时特别显眼)。不过大家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没有采取警方行动,这让当地人都讶异不已。拉玛常德兰并未打算让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而是想斡旋解决。他不假思索,立刻召集印度顶尖的移植医生齐聚一堂开会,要他们发誓停止贩卖器官,并试着改用更多的尸体。他决心让医生自我监督,这等于是做做样子,只作稍微申斥,就轻易放过了医界。
但是此举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怒气,人们仍旧想找出罪魁祸首加以处罚,因此逼得他还是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最后拉玛常德兰为了表明自己会以强硬手段打击犯罪,令卫生署关闭了两家规模最小且设备最差的疗养院,而这两家疗养院跟非法移植并没有关联。此举让金奈市的其余移植团队全都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明确的文件记录显示,数十名外科医生涉及前一年两千多件的非法肾脏移植案,但是几个月内,金奈的那些人继续重操旧业,如常经营。
当印度财富日益增加之际,塞尔文以及数千位贫困的泰米尔人却永远无法平等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艰难时期,贩卖器官有时仍是唯一的途径。
“在印度境内的其他地区,人们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时,眼中都闪烁着希望的火花;但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只有在说起卖肾的时候,眼里才会闪动希望之光。”他如此告诉我。
海啸难民安置区发生的憾事并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应量充裕,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赠的名单长之又长,令人痛苦难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过去40年来,肾脏的需求量持续稳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自从环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药物发明后,由医生以及腐败的道德委员会所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已逐渐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器官农场。器官生意背后的肮脏秘密就在于,永远不缺自愿卖器官的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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