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萨市案，当时有两家商业血液银行将案件送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最后打赢了官司，之后非营利医院被禁止使用志愿捐血者的血液。在判决书中，这些医院如果继续依赖比较安全的血液供应，就要被处以一天5000美元的罚款。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多数裁定指出，非营利的社区血液银行(community Blood Bank)，以及医院、病理学医生和医生，“共谋非法阻止全体人类的血液贸易”。
接下来几年的时间，美国医学会便再三对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判例，最终才又得以推翻该项判决。不过，医界许多人仍没有忘记之前的裁决，他们提出警告说，医药的私有化会在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造成类似的问题。他们忧心，商业压力会诱使医生提供不必要的治疗。
而在堪萨斯州的血液银行争取贩卖商业捐血人血液的权利的同时，阿肯色州的矫正司则跟制药公司和医院签订协议，贩卖那些从囚犯身上取得的血浆。这个方案有助于补贴监禁囚犯的费用，同时还能增加阿肯色州的血液供应量，可没想到的是，最后付出的代价却很高。因为在监狱体制里，筛检捐血者血液质量的诱因很低，于是在实施该体制的30年间，阿肯色州的血液导致了肝炎的爆发，也导致了艾滋病毒的早期传播。其中阿肯色州血液的最大买家之一是加拿大的一家血液供应公司，这家公司隐匿血液来源，以增加血液销量。而世界各地的买家在不知道血液来源的情况下，进口了带有疾病的血浆，受感染的血液最远波及日本、意大利、英国。
最后，美国与加拿大出台法规来限制这种做法，而且终于在1994年，也就是禁止器官贩运统一法通过将近10年后，阿肯色州成为美国最后明确规定贩卖囚犯血液属违法的一个州。根据后续调查保守估计，光是加拿大境内，约有1000人因受感染的血液而感染艾滋病毒，另有20000人罹患C型肝炎。
如果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哥拉浦发生的事情其实并非是反常现象，而只是回归到了早期的血液丑闻上。只要有某个地区缺血，就很容易会发现，缺血问题波及整个医疗体制。即便是在亚德哈犯下一连串罪行之后，极端的缺血状况同样足以充分诱使其他类型的犯罪阴谋兴起，从而提高整体供应量。今天，问题不单发生在上锁的门后面，也会发生在大街上。
大卫的孩子出生的那家公立医院，起码看起来合乎规范。然而，私人诊所可就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了。哥拉浦只有3家公立医院，民众要是有一点钱，想获得更快，但不见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时，就可以去私人诊所看病。
哥拉浦的医疗基础设施像是个大杂烩，掺杂了不公开的秘密诊所以及私立医院，宣传着廉价药物的广告一排排地贴在每一个街区，如藤蔓般有机蔓生，攀爬交通标志的柱子和路灯。从绝对数量来看，哥拉浦贩卖的药物总量超过了新德里。这是由于哥拉浦邻近尼泊尔边界——而尼泊尔医院的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因此走私者和患者会携带大量药物回到尼泊尔。
不过，虽然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大同小异，但与私人诊所的质量却有天差地别。声誉优良的诊所门外，有许多包着头巾的农夫及其瘦削虚弱的妻子大排长龙，队伍甚至长到要绕着街区排。他们会排上一整天，只为了得到受人敬重的临床医师看病的机会。至于其他诊所，常常一天连吸引一位患者都困难重重。因此也可以想象，在许多情况下，医院还有可能为了抢患者而诉诸暴力。
典型的例子就是凯达·奈斯，他一生大多住在喀瓦汉(Kutwahan)这个小村子里，在一小片土地上种植稻米、芒果和香蕉。六十多年的辛勤工作，使得他的脸庞历经风霜，布满皱纹。他的3个儿子都已经前往遥远的孟买当建筑工人，每个月会把一小笔钱寄回家乡，贴补家用。奈斯生活节俭，还会储藏东西，以备将来老得无法耕作田地时使用。我跟这位饱经风吹日晒的黝黑农夫会面时，他穿着白色的长缠腰布，戴着被太阳晒到褪色的头巾。他的双手因老迈而多瘤节，眼神却精力充沛得有如年轻人。
他身体有很多毛病，每个月都要坐破旧的公交车去哥拉浦一趟。他的医生查克拉潘尼·潘迪(Chakrapani Pandey)是一位在美国巡回演讲中最常见到的知名讲师，但一生都在服务穷人，还在哥拉浦市中心经营一家诊所，大量补贴穷人的医药费。他是哥拉浦最受人敬重的医师中的其中一位。每天早上，在诊所开门营业的3小时前，患者就会开始排队，等候接受他的医疗服务。
2009年3月的某天，奈斯照例在公车站搭了电动三轮黄包车，去往潘迪的诊所，但没料到司机却另有盘算。待奈斯一坐上后座，两名牙齿有槟榔渍、表情凶狠的壮汉便跟他说，他们要带他去看更好的医生。他们跟奈斯说：“潘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席拉医院的人比较厉害。”而当他试图反抗时，那两个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压制住他。奈斯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听见。
席拉医院跟许多新设立的私人诊所一样，专为离乡背井的劳工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建筑高达四层，内有候诊室和手术室，提供各种一般性医疗服务，不过这里也跟哥拉浦的其他地方一样，经常发生血液不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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