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需要自己的身体方能存活，那么身体的部位怎么可以给别人呢?以活人捐赠器官为例，患者怎么会有权获得健康者的器官呢?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把第三世界的孩童送到第一世界呢?人体交易无可避免有令人厌恶的社会副作用，亦即社会阶层高的人可以取得阶层低的人的人体部位，从来不是反过来。即使没有犯罪因素在内，未受限制的利伯维尔场会有如吸血鬼，夺取贫民区里穷困捐赠者的健康和气力，把他们的人体部位送到有钱人那里。
支持人体交易不设限的人往往会说，愿意贩卖自身组织的人可以从交易中获利，那笔钱应当能够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跃升，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毕竟，我们难道不是都能对自己的身体遭遇做出决定的吗?其中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人体组织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贩卖人体组织可以当成是救生索，让人脱离绝望的情境。可是，现实在于，贩卖人体与人体部位的人很少能目睹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善，而且社会学家很早就知道改善生活不过是幻想。贩卖身体部位无法获得长期利益，只会招来风险。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社会地位的窜升速度才会跟人体部位一样快，那就是一次卖出整个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婴儿进入国际领养市场的时候。
全球的孤儿多达数百万，表面上看来，领养可有限地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儿童一律从危险的社会边缘，进入经济稳定且充满关爱的家庭里。然而，领养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西方国家——占了大多数的国际领养案——想要肤色较浅的婴儿，这使得孤儿院偏心于某些种族。在美国国内，孤儿院成了一种不幸的透视镜，可观察到美国的种族政治现象。白人孤儿往往没多久就会被热切的家长领养，黑人孤儿则往往是在寄养家庭里长大。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而衡量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并非种族地位，而是儿童的健康问题。因为在印度、萨摩亚、赞比亚、危地马拉、罗马尼亚、韩国等国，资源不足的孤儿院会令儿童的发育受到阻碍。在这些国家以及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养的经营模式跟香蕉市场很类似，这点听来实在令人不快。如果儿童或香蕉存放得太久，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不会太高。儿童在机构里待的时间愈短，就愈有可能进入领养家庭，而孤儿院往往能从每一件国际领养案中，收取相当数额的领养费。当儿童通过领养来提高社会地位时，若库存量与转让契据有过大的差异，就表示领养机构需要提高周转率，或采用创新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儿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合法和非法的方式。
截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各地都在尝试人体部位的开放贸易。大家最先争论的就是人体部位买卖是否合法，而最没有争论价值的就是血液的买卖。1901年，维也纳科学家卡尔·兰茨泰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四种血型的存在，终于开启了安全输血的时代。在那之前，接受输血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有时会活下来，有时则会痛苦地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搔着脑袋，既困惑又挫折，他们不知道不兼容的血型会凝结，导致患者死亡。兰茨泰纳发现血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对人的直接输血进行了数十万次之多，战场上的士兵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液银行的贮藏量已经足以让血液成为一大战争武器，让士兵活下来打仗。抽血诊所提供现金给愿意提供血液的人，用来满足激增的需求。血液随时可用，有一个好处——医生能够施行比以前更大面积的手术，失血不再是手术过程的阻碍。这样的发展更带领了整个医学领域往前大步迈进。
此外，这也表示献血中心成了一门大生意。截止1956年，美国境内诊所每年购买的血液量超过236500万毫升;10年后，贮藏量达到283800万毫升。献血商店在各大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迅速窜起，普遍得就像是今日贫民窟里的支票兑现商店和当铺。在印度，多个全国工会联盟与政府协商血液价格，不久之后，职业捐血人在印度次大陆各大城市的贸易量骤然增加。
当时，血液的供应可救人性命，很少人会为了供应链的道德与否感到困扰。直到1970年，情况才有了变化。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担心人体市场会导致大家无法平等获得先进的医疗，而蒂特马斯对此议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则是受到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影响。英国在“二战”期间发起捐血活动，数百万人无偿捐赠自己的血液，为战争尽一份心力。即使是战后，英国医院所取得的血液也几乎不用买，英国人认为捐血是爱国的表现，是应尽的义务。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曾比较美国的商业体系与英国的利他体系，并提出两大论点。
第一，蒂特马斯证明了购买血液会导致血液供给里的肝炎案例增加，导致医院与血液银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胁迫手段，来增加人类血液的贮存量。购买血液不仅是危险的行为，也是剥削的行为。商业采血会导致国家寻求尽可能便宜的血液来源，开始要求囚犯捐赠血液，蒂特马斯把这种情况比作蓄奴制的现代版。蒂特马斯说，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也有可能会迅速出现同样的剥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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