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制药方面的进展而言，除了抗生素以外，上世纪的药物研发并没有其他明确的疗法出现。如果通过安慰剂进行功效试验，也会发现多数的新药只不过是比20世纪初期的疗法稍微有效一点而已。目前，没有药丸可以治疗癌症。艾滋病患者需进行长期疗程，服用削弱体力的药物，才能让艾滋病毒维持在慢性病的状态。部分药物，例如伟克适(Vioxx)消炎药，实际上反倒增加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最后不得不回收。利润高的抗忧郁药，如百忧解(Prozac)，却有可能造成患者自杀，在许多案例中，这类抗忧郁药减轻抑郁的效用竟然没有高过普通的安慰剂。每年，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都会宣布回收数百种经核准的药物与装置。尽管药界很活跃，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药界究竟有没有向前迈进。或许它只不过走到了岔路上。
这种情况透露出一大警讯。虽然干细胞的神奇疗法以及新药研发的步调赶不上机器人或因特网的技术开发，但是每隔几年，反而会有创新的手术技巧与医疗造影技术出现。在20世纪，对不同身体系统的切割、缝补和重建手法，堪称有了飞跃式的进展。
回顾19世纪时，动手术就等于判死刑。患者不是在手术台上失血而死，就是在复原期间感染致死。当时，最常见的手术就是截肢。在截肢案例中，手术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技巧或解剖知识，而是取决于医生切割人体部位及烧烙伤口的速度。当时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甚至可以在两分钟半完成截肢。
今日的手术室是神经中枢，代表高科技创新以及——更为重要的——成功。昔日的杀手，如脑动脉瘤、枪伤、开放性骨折、心脏病发作、肿瘤等，只要能实时送到急诊室，就能有很高的存活率。而且肾脏移植手术现在也只要需要几小时就能完成，髋关节置换手术已是家常便饭，微创手术几乎不留疤痕，我们活在手术室的黄金时代。
手术不断创新，反观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却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体市场对人体组织的需求永无止尽。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并未随着手术的对数曲线而有所进展。突破性的药物少之又少，患者却有急需。患者希望干细胞能修补残缺的肾脏和痛苦的心脏。患者在再生药物里找不到他们期望的疗法，必须走上手术一途。
人人都希望不要罹患腺鼠疫，都希望阑尾破了可动手术处理，还希望能够减缓痛苦，这些或许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是，如果治疗的成功与否，要赖于摘取别人的组织或夺取别人的健康，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 * * * * * *
人类学家渥比——他发明了“临床劳工”这一词汇来描述临床试验一章所提及的小白鼠工作——曾写道，人体组织市场的存在，也显示出“不可能通过合理的市场力量来管制人们对于躯体再生的幻想，因为这种幻想是出自于人们对于驾驭时间的渴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
即便在遥远的未来，再生药物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若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就是不合理的期待了。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投资大量的资源和财力，就是期望能利用手术和药物等介入方式，一次延长生命几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方法几乎是成立的，例如，新的肾脏能让患者在不依赖透析机的情况下活个几年，接受捐心的受赠者有50%的几率可多活10年。虽非永生，却也够久了。不过在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即使移植费用可依靠保险或政府补助，患者仍旧要付出高得离谱的金钱，甚至为了支付昂贵的抗排斥药物疗程，最后搞到自己和家人破产。
医疗产业让人们太容易把“握有购买的力量”误认为“握有击退死亡的权利”。像是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的话，器官衰竭将会使人致命，因此与其面对可能发生的死亡、进入安宁照护中心、让所爱的人准备好面临患者的死亡，倒不如选择合法或是非法的市场，至少那里还贩卖着延命的希望。正如笔者曾提及，身体条件无法怀孕的妇女可以选择在国内领养，医生与社工也可以提供给她各种医疗方案，让与她有血缘的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再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活在人命无价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平等的世界里，那么就不能将市场奉为圭臬，以判定哪些人有权力利用别人的身体。因为即使是最好的组织捐赠体制，也不免会在某种情况下出问题，让犯罪分子趁机而入。即使捐赠体制在多数时候可以在人们不受剥削的情况下运作，但是一旦有犯罪发生，都是十分极端的，这种情况足以削弱整个体制为社会大众带来的益处。
目前，支配世界各地人体市场的道德观，就是假设除了利他捐赠之外，还有合乎道德的方法，可以建立商业化的人体部位交易体制。然而，世界各地无偿捐赠器官的供应量却相当不足，导致整个体制无法维持下去。一旦供应量下降，犯罪分子就会寻找非法手段，以增加供应量。
要解决这种伪善的做法，其中一种解决方法就是立法，全面禁止人体组织与人体的金钱交易，其中包括不得付钱给以下人士：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人体组织供应公司、医疗运输商，以及涉及该产业的每一个人。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可能反而让黑市更为兴盛，迫使该产业走入地下，而合法交易的供应量反而会大幅减少。
52书库推荐浏览： [美]斯科特·卡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