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分钟后，大门口警卫将刘春江领到审讯室，看模样他应该不到40岁，梳着油亮的背头，手里拎着公文包，一进来便带来一股香水味，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做派。
“你知道你弟弟刘春海在哪儿吗?”张世杰也不客套，开口直奔重点。
“我出差半个月，昨天才回来，怎么，我弟弟惹事了?”刘春江一时有些莫名其妙，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拨出一个号码，放在耳边听了会儿，放下说，“这小子关机了。”
“你弟弟住在哪儿?”张世杰反问说。
“住在我们家原来的老房子里，他到底犯啥事了?”刘春江似乎感觉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语气也有些发急。
“走，你开车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去找你弟弟，具体情况稍后向你解释。”张世杰仍旧不解释，扶着刘春江肩膀便向外走，从言语和动作都不容刘春江多做反驳，刘春江也只好被动地听从指令。
据刘雨琴母亲反映：刘春海也是个大高个，腿部因跳桥自杀未遂落下残疾，现实生活中与刘雨琴属于堂亲关系，并且一厢情愿痴恋刘雨琴。以上这几点，与目前警方所掌握的“4·23”案凶手的背景信息是符合的，问题是，如果他是凶手，他怎么会知晓“3·19”案的隐蔽信息?
杜英雄在找于作国主治医生问话时了解到：于作国顶着杀人犯的名头住到精神病院初期，确实曾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医务人员和患者将他视为十恶不赦的恶魔敬而远之，他被监视居住在防范级别最高的病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发现他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也从未做出特别暴力和有侵略性的举动，按时接受喂药、按时吃饭睡觉，在医生眼里绝对属于模范病人。所以逐渐地，医院对他的防范便降格了，到后来他已经可以与其他病患一同活动、一同就餐、一同参加劳作，与普通病患没有多大区别。也就是说，如果刘春海与于作国曾经同期住在同一所精神病院的话，他们完全有机会产生接触，刘春海或许就是从于作国口中得知“3·19”案犯罪情节的。
由于刚刚张世杰一门心思放在问出刘春海的藏身之所上，根本没给韩印和顾菲菲插话的机会，所以从支队大楼里出来，两人便干脆坐进刘春江的车里，希望在路上将一些细节上的问题落实清楚。
这夜出奇地黑，周遭雾气蒙蒙，能见度很低，车窗外的风是温热的，静悄悄的夜晚被聒噪的警笛声打破，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烦躁不安。
此时驾驶着黑色吉普车带路的刘春江也是一样心绪不宁，不时挪动着屁股，似乎总也找不到舒适的坐姿。一会儿又拿起手机，一会儿再放下，嘴里自言自语嘟囔着脏话，显然是在数落那个一直接不通电话的弟弟刘春海。
终于，等到他彻底烦了，气急败坏地将手机甩到一边副驾驶座位上，韩印才找到问话的空隙：“还有多久能到?你们家老宅远吗?”
“远，在城南郊区。”刘春江应答得极简单，语气也不太客气，大概觉得韩印和顾菲菲是被指派上车监视他的，但突然他好像悟出了什么，通过后视镜冲后排打量着说，“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人，是省厅的?我弟弟这回牵涉的是个大案?”
“我们是总局的，你弟弟的问题还不能确定，所以需要你的协助。”顾菲菲客气地接下话，“据我们了解，你弟弟曾因患了相思病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我们想知道他是住在哪家病院，住过几次，具体时间是哪一年。”
“医院是康健精神病院，我父亲在那儿有个熟人，时间嘛……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多次，我得想想……”知道了二人身份，刘春江客气许多，用力思索一阵，才缓缓地说，“第一次应该是在2005年9月份;然后2006年住过两个多月;2007年差不多一整年都待在医院;最后一次是2009年，我父母出车祸去世，又让他受了点刺激，大概住了3个月。”
果然，刘春江的话证实了他们先前的推测，刘春海和于作国住院的时间是有重合的。顾菲菲和韩印交换了下眼神，不动声色继续问道：“还记得刘雨琴吗?”
“当然，那是我妹啊!”刘春江随口应道，随即似乎想起什么，连着问，“大海不会是真去找人家了吧?他把雨琴怎么了?绑架了?”
“这么说，近段时间他跟你提过刘雨琴?”韩印顺着话题反问道。
“去年底，具体哪一天我记不得了，反正大海那天兴冲冲地跑到公司问我要钱，一开始我也没在意，因为平时都这样，他没钱了就会找我要，我就给他一笔。原先也给他办过几张卡，给他定期往卡里打些生活费，可这小子丢三落四的，没几天就弄丢一张，后来我也烦了，干脆就给他现金。”刘春江的抵触情绪彻底没了，主动说明当时与弟弟见面的来龙去脉，“不过那天我给完他钱后，感觉这小子情绪格外亢奋，便随口问了句‘今儿心情怎么这么好’。没想到他跟我提起雨琴，说什么雨琴被男朋友甩了，还是在结婚登记当天，对她刺激特别大，他要买身名牌衣服，好好捯饬捯饬自己，去安慰雨琴。我一听就急了，这么多年好歹让他病情稳定下来，可千万别再走老路，赶紧拦下他，连骂带劝带威胁地费了一个多小时口舌，后来他怕我真断了他的生活费，便跟我保证不会去骚扰雨琴，雨琴那边也没找过我，我以为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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