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慕曦说：“那你把这个人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赵鸿飞问道：“你们检察院要找他作证吗?”
颜慕曦反问道：“有什么问题吗?”颜慕曦感觉到，赵鸿飞似乎并不希望检察院找这个人调查取证。
赵鸿飞说：“哦，没问题，你们也有权自行侦查的，我马上发给你。”
赵鸿飞放下电话，马上将情况向季建国做了汇报，季建国又向杜刚作了请示，经杜刚同意后，赵鸿飞将报案人的手机号码发给了颜慕曦。
收到赵鸿飞发来的报案人手机号码后，颜慕曦回到孙检办公室，向孙检报告情况。颜慕曦说：“报案人叫蒋国根，公安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
向渊问：“公安有叫他作证吗?”
颜慕曦说：“有，但是这个人说他没有看到案发经过，不肯作证。”
孙鹤林说：“不肯作证说明他有顾虑，反而说明这个人有可能是知情的人。”
向渊说：“孙检，我今晚就去找这个人，一定想办法让他出来作证。”
颜慕曦说：“我同你一起去。”
向渊说：“不用，这又不是调查取证。”
孙鹤林对着向渊说：“好，就你去，越快越好。”
向渊分析，既然报案人是在案发的第一时间报的案，说明此人是步行路过案发地，加上正好站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才没有被钟天崖发现，而如果是步行经过，说明此人有可能是加夜班，途经此地。虽然这只是分析猜测，但向渊决定碰碰运气。
4月1日晚上12点，向渊来到北里桥下，躲在一个隐藏的地方，一直紧盯着案发地点，期待蒋国根再次经过这里。
这个时候经过这里的行人极少。等了十几分钟，一个中年男子向案发地点走来。向渊的心里怦怦直跳，希望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拨通了蒋国根的手机号，果然，此人伸手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向渊确定这个人就是蒋国根，快步迎了上去，叫了一句：“蒋国根。”蒋国根本能地应答了一句：“谁?”
向渊确认此人正是蒋国根，心中暗喜。他向蒋国根出示了工作证，然后说：“蒋师傅，您好，我是市检察院主任检察官，我叫向渊。”
蒋国根显得有一点惊恐和紧张，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向渊说：“2月3日晚上12点，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命案，是您报的案，能到我们检察院作个证吗?就是证明一下当时是谁拿的刀，是谁要杀谁，死者是怎么死的。”
蒋国根说：“这个事，公安不是都已经查完了吗?你们还问我干什么?”
向渊说：“公安调查的结论是目前的这个嫌疑人拿刀出来，杀死了那个死者，但这个嫌疑人辩解，是那个死者拿刀出来要杀他，他拼命反抗，结果那个死者自己刺中自己死的，按照法律规定，那个死者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这个嫌疑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是无罪的。所以，这个案子人命关天，只有您能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
蒋国根说：“对不起，我很忙，实在没空。”
向渊说：“蒋师傅，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蒋国根说：“我没有看到案发现场，就是看到一个年轻人躺在这里，一身的血，我就报案了。”
向渊说：“我们查了，您报案的时间是当晚12点15分，与案发时间完全吻合，说明您当时就在现场。”
蒋国根问：“我不作证会怎么样?会判我刑吗?”
蒋国根的话问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而向渊也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面回答。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这只是一条宣示性规定，即没有规定知情人拒绝作证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强制性。《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但前提是这个知情人要向侦查机关提供了证言，否则就不成其为在案证人，自然也就不存在强制出庭的问题。由于法律没有对知情人作证作出强制性规定，加上目前我国公民的作证意识不强和法治观念相对薄弱，司法实践中，知情人不愿作证或消极作证现象还较为普遍。基于这些因素，向渊只好说：“您的证词可以救一个年轻人的命!您不作证，他就可能被法院错杀。”
蒋国根说：“那是法院的事。”
向渊说：“因为您没有作证，一个年轻人含冤而死，您不觉得内疚吗?”
蒋国根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内疚?法院判错案子，应该是他们内疚!”
向渊说：“法官也是人，不是神，他们是看证据判案，目前的证据对嫌疑人非常不利，如果没有证据，法官怎么相信他?”
蒋国根感到很无奈，叹了口气，说：“唉，跟你们说实话吧，我第二天就看了报纸，也听到有人议论，知道这个死者是一个很大老板的独生子，能量很大，我惹不起呀!”
向渊说：“我们会为您保密。”
蒋国根说：“保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向渊说：“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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