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琦点点头，感觉自己的死刑观念瞬间有了巨大的转变，深有所悟地说：“嗯，我有时候也觉得死刑是挺残忍的，比如前两年媒体报道的药家鑫杀人案，虽然杀人的情节是挺恶劣的，但他毕竟才21岁呀，谁的青春不曾犯过错呢?”
向渊说：“没错，对药家鑫这种人应该进行人格矫治，而不是一杀了之。药家鑫这个案件反映出我国目前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药家鑫之所以会变成杀人犯，其实是他的家庭环境、成长环境、教育环境造成的，药案的悲剧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环境的悲剧，是我国教育体制、教育观念的悲剧。药家鑫案案发后，他的一位同学在网上说：‘我要是他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这么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所以，这个社会当中可不止一个药家鑫啦。药家鑫案后面，又有上海机场刺母案。一个留学日本的年轻人仅仅因为母亲说没有学费寄给他，他就举双刀残忍刺向母亲。再后面又有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杀人案，一个大学生半夜里突然举刀砍死自己同寝室同学。还有多年前的马加爵案，更是不可思议，不仅把同学杀害，还碎尸后将尸块藏在寝室的衣柜里。这些大学生杀人犯的普遍性格特征是：极端、叛逆、多疑，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冲突矛盾。这种性格特征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唯成绩论英雄’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导致的。很多家长聊到孩子，多半是聊孩子的成绩。媒体曾经报道，一个小学给成绩不好的学生戴绿领巾，白岩松在主持这一期《新闻1+1》节目时，特意戴了条绿领带，说：‘白叔叔今天也戴了条绿领巾，我想告诉那些被戴绿领巾的同学们，白叔叔小时候也曾经学习成绩不及格。’这个事件以后，仍然又看到报道，有一个中学，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穿的校服上印有‘优秀学生’几个字，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校服上就没有这几个字。再接下来，网上又报道，一个中学有个奖励制度，学年成绩全校前十名的同学，有资格和校长共进晚餐，而且这个晚餐有高档红酒、各种名贵海鲜，非常丰盛。这些做法，等于给成绩好的和不好的学习贴上了身份和标签，以学习成绩来区分哪个是好学生，哪个是差学生。未成年人犯罪研究表明，为什么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更容易犯罪?就是这种‘标签意识’在起作用，他们感觉自己被贴上了差学生的标签，他们不被关注，得不到鼓励和关心，所以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由此就形成孤独、自闭、自私、自傲、消沉、怯懦、冷漠的不良性格，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现在大学里面有心理障碍和人格缺陷的学生非常多，但我国心理咨询和就医制度还不健全，人们在观念上也还没有把看心理医生同看感冒发烧一样等同起来。这些心理问题的存在，都将成为滋生犯罪的隐患。所以，解决大学生犯罪问题一定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改良教育体制，转变教育观念。在教育体制上，除了培养学生的智商，更应该注重对学生情商、德商的培养，使他们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这样才能使他们远离犯罪，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蒋明琦一边听，一边不停地点着头，觉得深受启发。听向渊说完后，蒋明琦又想起一个疑问，说：“嗯，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废除死刑，杀人、抢劫、放火都不用判死刑了，那岂不是社会大乱了吗?死刑虽然不人道，但至少可以让很多人不敢去犯死罪呀。”
向渊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死刑的威慑力想象得很大，其实呢?这些人要么出于侥幸心理，觉得杀人也未必能发现，要么就是活得了无生趣的人，还要么就是杀人纯粹是一时冲动，昏了头脑，杀人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死刑，死刑对他来说毫无震慑意义。对于这几种人，自作聪明的、活得不耐烦的、脑子发热的，死刑都没有威慑力。”
蒋明琦说：“总还是有些理智的人，因为害怕死刑而没有去杀人的吧?”
向渊说：“这种人或许有，但有多少呢?这是无法统计的。这种人就算有，他们也不可能到司法机关去登记一下，说我就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因为害怕死刑才没有去杀人。所以，死刑的威慑力没有实在的说服力，只存在我们的想象中。”
蒋明琦问：“那要是废除了死刑，万一国家大乱了呢?”
向渊说：“不会的，现在世界上70%以上的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是世界的大势所趋。你说的国家大乱，只是我们想象中的担心，实际上，这些国家废除死刑后，犯罪率并没有明显上升，有的甚至反而下降了。像我们国家，如果废除死刑可能会有一个阵痛期，但也绝不会治安大乱。对犯罪的治理，还是要靠社会综合治理。”
蒋明琦点点头，说：“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挺有争议的，我这个学音乐的人都开始对废除死刑问题感兴趣了。”
向渊说：“关于是不是应该废除死刑，法学界争论了两百多年，在我们国家，这场争论还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对了，我手机里有一段视频，是我参加辩论赛的一段录像，辩论题目就是《我国是否应当废除死刑》，你要不要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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