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安人员在讨论审讯时有的提出以毛巾包裹方式殴打，有的提出以油漆气味熏——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送押看守所后不得提外审，同时，按照规定，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时要进行身体检查，犯罪嫌疑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看守所狱医要进行诊断，管教民警要做谈话笔录，这些制度原本是可以监督刑讯逼供的。但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然屡禁不止，造成此现象的制度根源在于侦押没有分离，看守所对刑讯逼供起不到监督作用，甚至予以配合。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时只简单检查一下有没有严重心脏病、传染病等不宜关押疾病，而不会认真细致检查是否遭受刑讯，管教民警也不会专门针对是否遭受刑讯做谈话笔录，对侦查人员提外审也不会严格控制。不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刑讯逼供难以根治。看守所应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同时管理看守所和律师行业，这样，不仅侦押分离，看守所能对刑讯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律师到看守所收集证明刑讯的证据也方便多了，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会形成有力的遏制。
4.向渊、颜慕曦提审钟天崖时，颜慕曦拿自己的手机给钟天崖和父母通话——“不伤法理，不绝人情，是执法的最高境界”。司法人员的人文关怀，有利于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对立情绪，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使其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案件真相，同时，也有利于树立司法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公诉人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应建立与犯罪嫌疑人的良好沟通氛围，而不要以“高压态势”，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形成心理隔阂，令犯罪嫌疑人对公诉人产生抵制和反感。司法者在司法中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司法机关的形象，都是一种具体的普法教育。实践中，有的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需求不闻不问，貌似严格遵守规定，实质上是司法冷漠的表现，令当事人及其家属感到寒心和反感，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威信和形象。
5.检察院决定找方潇阳调查取证，了解高斌的性格特征和平常行为表现——本案中，钟天崖、高斌二人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平常行为表现、人生经历，是判断钟天崖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重要参考依据。品格证据虽然对犯罪事实不具有直接的证明力，但在有的案件中，是增强司法人员内心确信的重要参考依据，因而，不能说品格证据一律不具有证据资格。当然，品格证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或否定犯罪人及犯罪事实的依据，必须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一起，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此外，除了在定罪上增强司法人员内心确信，品格证据还有助于证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可以作为量刑的直接依据。在审查品格证据中，不能偏听偏信，因为对一个人品格的描述充满了主观色彩，受交往时间、利害关系、感情深浅、主观成见等诸多因素影响，因而应审慎作出判断采信。
6.方晋要求方潇阳作伪证，方潇阳违心地作了伪证——证人证言总是真实与虚假难辨的，因为证人作证的动机非常复杂，司法者无法看透他内心的想法，同时，大部分证人证言都是部分真实与部分虚假的混杂，并非全面的、绝对的真实或全面的、绝对的虚假，因此，司法人员对证人证言要认真甄别，慎重采信。特别是要查清证人的背景及与当事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作为判断其证言真实性的依据。实践中，证人也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其内心可能受到各种人情因素的干扰，只要不是恶意栽赃陷害或者制造伪证包庇犯罪，司法机关应给予一定的宽容，尽量不予刑事追究。只有恶意陷害他人或包庇犯罪，并造成一定后果或严重妨害司法的，才应予以刑事追究。否则，如果伪证罪的认定过于宽泛，会令公民对作证更加感到恐惧和抵制，不利于在我国营造证人积极、主动作证的良好氛围。
7.颜慕曦坚定认为高海富系伤害蒋国根的主谋，请邓炜想办法突破李龙彪的口供——颜慕曦因为爱上钟天崖，迫切希望以妨害作证罪追究高海富刑事责任，从而拯救钟天崖，拯救自己的爱情。颜慕曦对钟天崖的这种感情使其乱了心智，不能保持理性、平和心态司法。司法者如果在司法中掺杂了非理性的个人私情，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产生爱或恨的情绪，便可能无法作出理性判断，损害司法公正。
8.向渊认为认定高海富指使他人撞伤蒋国根的证据不足，检委会对高海富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冷静，不纵更不枉，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公正处理。正如林钰雄在《检察官论》中所言：“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与法官同为客观法律准则及其实体正义的忠实公仆，‘勿纵’之外要‘勿究’，‘除暴’之外要‘安良’，并非也不应该是片面追求攻击被告的狂热分子。”公诉人应当保持这样一种理性、冷静和客观，防止“公诉人”变成“追诉人”。存疑不起诉，体现的就是宁纵勿枉的司法原则。对此，我国古代刑法中就有这种司法理念。正如《汉书·刑法志》中所言：“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这种“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的刑事司法理念，仍然值得当今司法者借鉴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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