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正要把门关上，我把脚卡进门缝。
我说如果拿不到，我就跟别人说他住在这里。
安德烈看着我。
“你想找死吗?”他用滑稽的口音说，“还记得毕斯肯的下场吗?”
我伸出一只手，说条子一定会付我一大笔赏金，只要我去跟他们说迪拜和他的走狗住在哪里，再加上毕斯肯身上发生的事，又说如果我告诉条子那个卧底警察死在地下室的地板上，他们一定会付我更多赏金。
安德烈缓缓摇头。
接着我跟这个哥萨克浑蛋说：“Passhol v’chorte.”——我想这句俄语的意思是“去死吧”。然后转身离开。
我感觉到他的视线一直跟着我离开栅门。
我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肯放过我偷毒品的事，但我知道这件事我绝对逃不了。反正我不在乎。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听见的只是全身血管的饥渴喊叫。
我走到维斯雅克教堂后方的小路，站在那里看许多老太太来了又走。那些寡妇正在前往坟墓的路上，是丈夫的坟墓，也是她们自己的，手提包发出现金的呻吟。但我没胆下手。外号小偷的我竟然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头猪似的汗如雨下，被颤巍巍的八十岁老太太吓得半死。这真是让人想哭。
那天是星期六，我开始找朋友借钱，没花多久时间朋友就找遍了。没人愿意借。
这时我突然想到有个人如果识相的话，一定会借我钱。
我溜上一辆巴士，往东前进，回到河对岸比较高级的地段，在曼格鲁区下车。
这次楚斯·班森在家。
他站在公寓六楼的自家门口，听我发出最后通牒。我说的话跟先前我在布林登路说的大同小异。要是他不肯掏出五张大钞，我就去跟条子说他杀了图图，还埋了尸体。
班森表现得很冷静，请我进屋，说有话可以好好商量。
可是他眼神很怪。
所以我没让步，说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如果不吐出钱来，我就去告发他，赚取赏金。他说警方才不会付赏金给告发警察的人，还说五千克朗没问题，我们那么有交情，几乎算得上哥们，又说家里没那么多现金，我们得开车去取款机取钱，车子就停在楼下车库。
我想了一会儿。警钟在我脑子里响起，但毒瘾简直像一场他妈的噩梦，蒙蔽了所有理性的想法。即使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还是点了点头。
“你拿到最后结果了?”哈利说着，扫视餐厅里的客人。没有可疑人士。也就是说，可疑人士很多，但没人看起来像警察。
“对。”贝雅特说。
哈利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我已经知道古斯托抓过谁。”
“哦?”贝雅特语带惊讶。
“对，DNA数据库里的数据通常来自嫌犯、被定罪的犯人和可能污染犯罪现场的警察，这次是来自第三者，他名叫楚斯·班森，是欧克林的警官。”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
“呃，这样说好了，我是从已经发生的事件归纳出来的。”
“好吧，”贝雅特说，“我不会去质疑你的推理过程。”
“谢谢。”哈利说。
“可是你错了。”贝雅特说。
“什么?”
“古斯托指甲底下的血迹样本不属于任何叫班森的人。”
楚斯·班森进去拿车钥匙。我站在他家门口，低头看着脚上的鞋子。这鞋真是他妈的太赞了，让我想起伊莎贝尔·斯科延。
她不像班森那么危险，而且她为我着迷。是吗?可能吧?
应该说不只着迷而已。
我趁班森还没出来，一次跳下七级楼梯，按下每层楼的电梯按钮。
我跳上地铁，前往奥斯陆中央车站。我想先打电话给她，但又改变主意。她可以在电话上数落我，但如果我以帅到不行的姿态出现，她可就狠不下心了。她固定来往的小男生周六不在，而且她一定在家，因为马和猪可不懂得怎么去冰箱找食物吃。我在奥斯陆中央车站钻进东福尔线的季票车厢，因为前往吕格市的票要一百多克朗，我身上没那么多钱。我从车站步行到农场。这是一种手法，尤其是在雨中。天空已开始飘雨。
我走进农场，看见她的车停在那里，那是一辆四驱越野车，人们总喜欢开这种车在路上横冲直撞。我敲了敲农场的门，但没人应门。我高声喊叫，声音在四壁间回绕，依然没人响应。她很可能骑马出去了。没关系，我知道她把现金放在哪里，而且乡下人家现在依然不锁门。我压下门把。没错，门没锁。
我朝卧室走去，突然她出现在我面前，身形高大，穿着睡袍，双脚分开站在楼梯上。
“你来这里干吗，古斯托?”
“我想见你啊。”我说，露出笑容，灿烂的笑容。
“你得去看牙医。”她冷冷地说。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牙齿上有褐色斑点，看起来有点腐烂，但那没什么，刷刷牙就好了。
“你来这里干吗?”她又说一次，“要钱吗?”
伊莎贝尔跟我就是有这个共同点，我们都有话直说。
“五张大钞?”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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