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常常觉得这是个病态的世界，还有很多他们并不知道的。
郡法医官提摩西·哈勃从车库一样的地方走出来，手上拿着一个绑着绳子的牛皮纸袋。他把写着伊丽莎白·贝克姓名的验尸报告交给卡森。
“你还要签个名。”哈勃说。
卡森在表格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贝克医生没说为什么想看档案吗?”卡森问。
“他只说很悲痛，努力地想走出悲痛，除此之外……”哈勃耸耸肩。
“他有没有问你有关这个案子的其他问题?”
“没问什么特别的事。”
“那不特别的事呢?”
哈勃想了一会儿，说：“他问我是不是还记得是谁来指认尸体的?”
“你记得吗?”
“一开始没记起来。”
“谁指认的尸体?”
“死者的父亲。然后，贝克又问我花了多长时间。”
“什么多久?”
“指认花的时间。”
“我不懂。”
“老实说，我也不明白。他想知道死者的父亲是立刻就认出了尸体，还是花了几分钟才认出来。”
“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
卡森由此理出了一点眉目，但还是像不知道所以然，“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说实话，我不记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不然我一定会有些印象的。”
“还有吗?”
“大概就是这样了。”他说，“有两个小伙子把人推进电话亭暴打。如果这边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想过去处理一下。”
卡森一手抓起档案袋。“好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了。如果有事，我怎么找你?”
“我一般都会在办公室。”
写着“执业律师彼得·法兰利”的金版镶在水泥玻璃门上，字已经有些褪色。门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破洞，有人已经用灰色胶带补上，胶带看起来也有些旧了。
我压低了帽檐，五脏六腑被“亚洲李小龙”折磨过后，一直疼痛难熬。二十二分钟后，全世界的电台都会传出我的名字，我真的成为通缉犯了。
难以想象我目前的处境。我的麻烦大了，但一切又好像离我很远，仿佛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身边发生的事。而此时此刻，我竟然觉得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满脑子只有一件要紧事要办：找到伊丽莎白。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好像跟我关系不大。
泰利斯陪在我的身边。接待室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两个戴着长长的护颈，一个提着鸟笼，不知道来干吗的。没人斜眼打量我们，这些人好像已经偷偷地观察过我们，掂量过轻重，觉得没有必要浪费精力理会我们。
接待人员戴着惨不忍睹的假发，打量着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堆狗屎。
我说：“我要见彼得·法兰利。”
“他现在有客户在。”她没嚼口香糖，但看起来很像在嚼口香糖。
轮到泰利斯出马，他像个手法熟练的魔术师变出一沓比我的手腕还厚的钞票。“告诉他，我们准备好了现金，”他咧嘴笑着补充了一句，“你也有。我们要马上见他。”
两分钟后，有人带着我们走入彼得·法兰利的办公室，房间里弥漫着雪茄和碧丽珠柠檬喷雾剂的味道。在零售连锁店里司空见惯的组合家具被故意涂黑，仿冒成昂贵的橡木和桃心木家具，其效果跟赌城遮秃的假发不相上下。墙上没摆文凭，只放了些骗人的幌子，却只能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有张是“国际品酒协会”的证书，还有一张是彼得·法兰利1996年参加“长岛法律研讨会”的花哨的证明书。还有不得了的，几张泛黄的照片里，年轻的彼得·法兰利跟一些个看起来若非社会名流就是当地政治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合照，可是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得。有一张木框裱起来的高尔夫球四人赛照片是陈设的焦点，就摆在办公桌后面的奖牌区。
“请坐，”法兰利摆手的动作不小，“两位请坐。”
我坐下，泰利斯站着，双手叠放，靠在黑色的墙上。
“那么，”法兰利说，仿佛口里在咀嚼什么，“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法兰利的一张脸像衰老的运动员，一头金发已经稀疏，五官柔和。他身穿一套人造丝西装，我已经很久没看见有人穿成这样子了，背心口袋的怀表穿了条假的金链。
“我想问你以前的一个案子。”我说。
一双依旧年轻、冷酷而湛蓝的眼眸直视着我。桌子上有张合照，照片里有他和一个丰满的女人，还有个14岁左右正处于青涩年少经历着成长烦恼的女孩。三人都笑眯眯的，但也看得出来三人的表情略带胆怯，仿佛随时准备经受打击似的。
“以前的案子?”法兰利重复一句。
“我太太八年前来找过你，我想知道她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
法兰利的目光掠过泰利斯。泰利斯仍然双手抱胸，太阳镜下的表情难以捉摸。“我不明白，是离婚案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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