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一刻七点到这儿的。他们逃走半个小时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把辛普森留在这里?”阿尔伯特·格雷夫斯问道。
“对。警察会希望这样处理。”
我们将拉尔夫·辛普森留在了黑暗的房子里。我鼓起最后的气力，飞快地爬上山去。我的车不见了。格雷夫斯的斯图贝克，停在了十字路口的另一边。
“往哪个方向?”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大声地说，一面坐到方向盘前。
“纳维斯塔。”我激动地嚷着，“我们去找高速巡警。”
我查看钱包，以为储物柜的钥匙，现在应该不在了。但是钥匙还在那儿，夹在放卡片的格子里。
看来那个将我打晕了的人，没有来得及跟贝蒂·弗雷利交换意见。或者他们决定逃跑，而放弃了钱财。但是，这似乎不太可能。
当我们越过城镇边界的时候，我对阿尔伯特·格雷夫斯说：“把我放在汽车站。”
“为什么?”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吃惊地
我告诉给阿尔伯特·格雷夫斯了原因，然后补充道：“如果钱还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回来拿。如果钱不在，也许意味着，他们是沿这条路来的，然后撬开柜子拿走了钱。你先去找高速巡警，然后再来接我。”
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在汽车站前面，红色的路崖旁边，将我放下了车。
我站在玻璃门外，向里面观望着，巨大的正方形的候车室。三、四个身穿工装裤的男人，无精打采地靠在破烂的长凳上，正在看着报纸。几个老年男子，在荧光灯的照射下，更加显得年迈;他们正靠在贴满海报的墙上，互相交谈着。一个角落里，坐着一家墨西哥人——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整整组成了一支六人的足球队。候车室后方，时钟下面的售票亭里，坐着一个身穿夏威夷花衬衫的、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左边是一个卖多纳圈的柜台，后面是一个身穿制服的金发胖女人。那排绿色的金属储物柜，正靠在右侧的墙上。
候车室里没有人，露出我所寻找的紧张神情。他们等待的都是寻常的事物：晚饭、汽车、星期六的夜晚、养老金支票，或者是自然地死在床上。
我推开了玻璃门，穿过撒满烟头的地板，走向了那只储物柜。我要找的号码贴在钥匙上——二十八号。当我把钥匙插入锁孔的时候，我迅速地环顾了四周。卖多纳圈的女人冰冷的蓝眼睛，漠然地望着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人对我感兴趣了。
储物柜里有一个红色的帆布沙滩包。我把它拎出来的时候，听到了里面钞票的摩擦声。我在最近的、没有人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打开包。里面棕色的纸包的一端被撕开了，我用手指触摸崭新的纸钞坚硬的边角。
我将包夹在胳膊下面。来到多纳圈柜台，买了一杯咖啡。
“你知道你的衬衫上，正沾着血迹吗?”金发女人说。
“知道。我喜欢这样。”
金发女人仔细地打量着我，好像怀疑我是否有支付能力。我忍住给她一张百元大钞的冲动。她递给了我一杯盛在厚瓷杯里的咖啡。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注视着门口。我用左手端着杯子，右手随时准备掏出枪。售票厅上方的电时钟，指针缓慢地移动着。一辆汽车抵达，然后出发了。候车室里的人群骚动了。
到了差十分钟八点时，时间已晚，我不再指望他们会出现了。他们可能放弃了钱或逃跑了。
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出现在了门口，使劲地朝我打手势。我放下杯子，跟着他出去了。他的车跟另一辆车，并排停在街道对面。
“他们撞毁了你的车，”在便道上，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对我说，“地点大约在北面十五英里处。”
“他们逃走了吗?”
“很显然，其中一个人逃走了。”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烟头说，“但是，那个名叫贝蒂·弗雷利的女人死了。”
“另一个人呢?”我问道。
“髙速巡警还不知道。”阿尔伯特·格雷夫斯摇头说，“他们手上有的，只是第一份无线电报告。”
我们用了不到十五分钟，行驶了十五英里。一堆停着的车子和车灯照耀下，黑白卡通一样的人影，告诉我们地方到了。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在一个手拿红光手电筒、冲我们挥舞的警察面前停下了车。
我站在车辆的脚踏板上，可以看到，那一圈车子围着的聚光灯，照亮的地带的边缘。我的车子正躺在那里，车的前部被撞塌了。我跑上前去，用胳膊推开人群，走近了那堆残骸。
一名肤色黝黑、满脸皱纹的高速巡警，一手拍在我的肩膀上。我甩开他。
“这是我的车。”
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我，被太阳曝晒形成的皱纹，一直延伸到了他的两耳根。
“你确定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作卢·阿彻。”
“好吧，这确实是你的车，它的注册车主是你。”他大声呼唤着，一个站在摩托车旁的年轻巡警，“过来，奥利!……这就是这个人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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