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进”的绰号……我父母亲都很高,兄弟们还不到十五岁便长到六呎六以上。如果你猜是篮球,对了!我记得家里车库门上早就钉了个桶箍。我既无姐妹,又长得太高难得交上知己好友,只好每天和兄弟们打篮球。
我们分成两边斗牛。智和仁扔铜板,猜输的人和我一边。我和他们一样拼命。几个月后,我的投篮神准,有投必“进”,所以“进”字便成了我的绰号。人人叫我阿进。
我兄弟们在高中是校队,我是女子队的中锋。我们赢了许多比赛,家里满是奖杯。母亲把我们往日的光荣事迹剪报贴满了一厚本。纪事报把我称为“又高又瘦的白阿进。”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可是我听了心中不是滋味。
这年的事情可真不少,我有次穿三点式(比基尼)去游泳,听见一个女孩说,“就像扫把上贴两片胶布。”我认受经常听见的打趣,“上面天气如何?”“高处不胜寒!”之类的话。有时人们心肠不坏,可是话说得太残酷了。
这些话听多了也就习惯成自然。我穿平底鞋,告诉自己绝不可驼背弯腰。对一个很高的女孩来说,日子实在难过。很矮的男孩对你崇拜有加,于事一无所补。我在高中时没有一次约会。我常和兄弟勇,跟他的漂亮娇小的金发女孩共游,她只到勇腰带上一点点。人人认为他们是郞才女貌、天生佳偶。要是我和一个矮男孩去跳舞,一定会被人嘲笑得落荒而逃。实在不公平。
我的兄弟们在有名的大学申请到体育奖学金。我进了蔡斯,那是小小的艺术学院,里面除了曲棍球之外,没有别的组织有女生运动。我知道自己有投必进的辉煌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蔡斯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四年假期。我轻松地通过必修课程,最后两年则念了很重的艺术史与艺术欣赏。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将来打算如何,为了能够自立,我又学会打字和操作个人计算机。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在蔡斯学院的事业高潮,是失去处女贞操。在爱荷华州,我一定是唯一的十九岁处女。那是发生在一个大可口可乐广告牌下的草地上。爸爸应该会感到高兴。
我抓了连我也看不懂的拉丁文毕业证书,回去迪莫因老家,和兄弟们又随便打了几场篮球。八月底,拿了父母亲给我的一笔毕业礼金前往纽约,希望去闯闯天下。至少可以找个抱得起我的男人。一个高个子男人。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在当时要租间公寓相当不易,而今日更是难上加难。终于,我在西七十六街找到间小柜子。那时西区还没有扩大繁华,有种我喜欢的小镇风味。我的公寓又是奇小,依救世军的传统,用不了五百元便可布置得差强人意。
我住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曼哈顿,穷得只能去观光,吃鲔鱼三明治,努力在时报的觅职栏上下寻找。
我应征晤谈多次都没有结果。有一度我在梅西卖男人手套,在快餐店做店员,替一家邮购公司写信封。
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可说是毫无生趣。我结识些男人,他们第一是饥饿,第二是好色。我们常坐下来吃份鲔鱼三明治。我没有亲近的女友,我相当孤独,不过在曼哈顿想看、想做的事太多了,所以不能说我寂寞寡欢,我坚决避免自艾自怜。
我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矮几吋的男人有段简短的露水聚合。他对我说未婚,不过前几个夏天都在做日光浴,所以双手仍有褐色。可是食指上还有淡淡的戒指痕迹。他在认识我之前便常把婚戒取下,只不过我不去揭穿他而已。
他漂亮而诙谐。我知道好事不能长久——不过心中并不在意。我常想他为什么会看上我,我认为理由便如男性喜欢登山一样;因为它就在面前。
有些男人在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希望有些特殊的对象;很高的女人,很矮的,很胖的,很丑的,甚至跛子、瞎子。这种事想起来令人十分倒胃口。
六星期后我们吹了,他回到妻子身边,我回向觅职广告。我向信箱投寄了一张简短经历,然后成了个钱币家的秘书、助理兼推销员。
我从小便收集印第安的铜板和水牛镍币,我把它们放在个空黄瓜瓶子里。对于钱币的知识,我只知道那么多。不过没有冒险便没有收获,我写了信把履历附上寄发出去。我记得这个周末至少写了五六封应征的信,但是心里并不存什么希望。
两星期后钱币家来信约我面谈。我本想去图书馆恶补些钱币的学问,可是又认为全是浪费时间而已,临时抱几天佛脚也成不了专家。如果他要用我,只好对我的无知加以忍耐。
他名叫伍亦诺,小小多尘的店坐落在西五十七街。它的外表真像是海上的洞窟,一个窄狭加铁条的橱窗。大门总是上了锁。我按门铃时,他自一张绿色破百叶窗后望着我,我拿着接到的信。他小心地看了看,才把门开条细缝,刚好适合我可以挤进去。
他上下打量着我,笑了笑说,“我用你了。”
我替伍亦诺工作了大约有三年,两个人坐在黝暗的店里,各处挤放些上锁的玻璃柜,屋角有个和银行保险箱一般大小的沉重铁柜。我们开始时互称伍先生和白小姐,六个月后我们便改口称亦诺和阿进。
他实在是个可亲而仁慈的人,年齢已近七十,白发像是头上的一圈圣洁光晕。他患有严重风湿痛,几乎拿不稳钱夹,因此他在独力工作多年后才要征求个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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