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安娜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但是让自己的处境有些尴尬。婆婆为这个家尽职尽责，比如在筹备自己和努里的婚礼时，她给所有该请的人一个不落地发了请帖，还花了大把时间安排座位和菜品。帕尔文最看重的是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极好面子。帕尔文不明白为什么安娜不在乎这些。她有时甚至觉得安娜说的话不可思议。
自革命爆发以来，帕尔文变了不少。头上多了几缕银丝。虽然她依旧打扮得优雅得体，却没有以前那么讲究，不仅不再精挑细选配饰，而且总是一脸愁云，仿佛一艘脱锚的航船在随波逐流。拉蕾向她抱怨那两个革命卫队的人时，帕尔文双唇紧闭，目光从拉蕾扫向安娜。“你停车有没有超时，肯定吗?”帕尔文问道。
“肯定没有，妈妈。他们罚我就是因为我开的是奔驰。就是那样。那条街上的其他车都没开罚单，就是故意针对我的。”
这下他们知道我们的车牌号了，安娜心想。不过她没说出口。
拉蕾站起来，叉起胳膊：“简直受够了!我要出国!”
帕尔文朝前倾了倾身子，一脸惊愕。“你说什么，拉蕾?你不能离开家人，你还没到18岁呢。”伊朗规定女性18岁成年。
拉蕾翻了翻白眼，说道：“只要爸爸同意，我就能走。”她又对安娜说：“你和努里也应该离开。”
拉蕾的母亲紧扣着双手：“这不是你的本意，拉蕾。你只是太紧张了。”
“我当然紧张，妈妈。”拉蕾皱起眉头，丢下帕尔文和安娜，自顾自跑上楼去。
帕尔文站起来，看上去又急又恼。“我去沏茶。”
安娜强作笑容道：“我帮您吧。”可帕尔文摇了摇头，去了厨房。
安娜独自一人待在客厅里，回想着拉蕾的话。虽然伊朗的局势已在不断恶化，可这儿已经成了自己的家，努里和他的家人是自己的后盾，情况肯定会好转的;毕竟，这只是革命的头一波;回顾历史，改革之初往往会矫枉过正，过了这个阶段，时间就会抚平人们的狂躁。
安娜拿起沙发上的报纸。不断有人被处决，头版印满了死者的头像。尽管这是份波斯文报纸，可安娜能看出这些人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她怀疑对这些人的指控纯属捏造。就在她翻阅报纸，等着帕尔文上茶时，门铃响了。“我去开门。”她站起来说。
安娜打开门，吃了一惊。门外站着一个穿罩袍的女人。此人除了脸之外，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即便如此，安娜还是觉得很眼熟。当她终于认出这是谁时，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罗娅?是你吗?”
罗娅笑了，安娜也咧了咧嘴。先是哈桑，现在又是罗娅，安娜定了定神，克制住自己的诧异：“请进。我们正要喝茶，你也来一杯吧?”
“好啊。”罗娅说着走进屋里。罗娅是不是要去试镜才穿成这样的?安娜不禁纳闷。
“妈妈!拉蕾!罗娅来了。”安娜喊道。
帕尔文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罗娅后也不禁瞪大了眼。她用波斯语问了一个简短的问题，而罗娅的回答更短。然后她们互相报以微笑。安娜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身牛仔裤和T恤很扎眼。这时，拉蕾穿着一条超短裙配背心下来了。看到被罩袍包裹着的罗娅时，她张大了嘴：“天哪，你怎么穿成这样?”
罗娅眨眨眼，拽紧下巴处的罩袍说：“它帮助我靠近真主。”
“我才不信呢。”拉蕾不屑地说。“现在的人都疯了吗?”
“我不好说别人怎样。”罗娅平静地说，“我只知道我该这么做。”
拉蕾不甘示弱，指着罗娅说：“那你怎么解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你这是自我压迫，甚至可能是在鼓励社会虐待女人，更别提其他那些蒙昧的法律了。”
“《古兰经》上说‘恶人现于其形’。我不是个恶人。”
“唉，天哪!”拉蕾无奈地挠挠头。这时，帕尔文端着一盘茶和饼干走了进来。她放下盘子，严厉地对拉蕾说了些什么。显然，她听到了拉蕾和罗娅的争执。然后她朝安娜挥挥手。
“怎么了，妈?”安娜问道。
“她想让你知道她自己的母亲也穿罩袍。”拉蕾愤愤地说。
“我知道。”安娜回答道。“拉蕾，我们可以不认可别人的信仰，但不能剥夺别人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自由就是只要罗娅愿意，她就可以穿罩袍，可以一天做十次礼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可罩袍象征着压迫，和头巾一样。就连沙阿的父亲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禁止人们穿罩袍。”
“不能泛泛地认为任何戴头巾的女人都是受压迫的。”安娜并没退让。“就像你不能随随便便认为穿超短裙的女人就是获得了解放一样。”
拉蕾不服气地叉起胳膊，罗娅则对安娜莞尔一笑。帕尔文也很高兴。她俯向茶碟，罕见地用英语说：“孩子们，我给你们倒茶吧。”
罗娅摇摇头，说道：“谢谢您，妈妈。不用给我倒了。”
帕尔文给拉蕾和安娜倒茶时，谁也没说话。然后，安娜问罗娅：“努里还在上班。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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