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借的。我想，他并不打算永远借给我。你可以拿走。”
“好的，谢谢。他给儿女们一人留了一本，当然主题不同。不知你是否了解，他在去世前离开了家人。我来的原因之一是希望从你这里了解他的情况，以慰藉他的家人。
“他的个人情况我是通过小组讨论了解到的，我认为他部分行为动机源自对过去的耻辱感。”
“说实话，我们从没见过面。我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得知他和我是亲戚关系。那时他已经去世了。”
“他的内心相当迷茫，真希望能为他多做一些事情。”
“他何时加入你的项目?”
“大约在3月。当时因为急性酒精中毒住院，治疗完成之后，社工介绍他加入项目，以便得到长期的治疗。”
“你觉得对他有好处?”
“我们希望如此。你对我们的研究有了解吗?”
我摇头，不想打断他的话。他比预计的要坦诚。
“我们研究三种药物的混合疗效，其中一种叫格路可泰的是研究重点。特伦斯参加项目的时候，我们向他说明项目采取随机双盲取样方式，不能保证他分配到哪一组。一组受试服用药物，一组受试服用安慰剂。”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服药之后开始生病的。”
“他也这么对我说过，他认为自己服用了格路可泰。那是实验第一周，我们尚在准备阶段。可能性一半对一半，受试者不知道自己服用的药物，我们的实验员也不知道。‘双盲’就是这个意思。”
“是吗?你不知道他服用的是什么?”
“我现在才知道。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研究策略。实验由我设计，经费也由我申请，实验结果对我至关重要，你一定能理解。如果我们双方都知道他服用了格路可泰，必然会影响问卷调查。就算我知道而他不知道，也会有影响，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暗示。服用安慰剂的受试者实际上好转得更快，人的天性嘛。信念对健康有很大作用。如果我们内心焦虑，心跳便会加快;如果我们感觉安全，呼吸便会减缓。”
“我有同感。”
“在临床实验中，我们的任务是得到客观的实验结果。有些依赖血液检测，有些通过透视检查，还有一些是病人提交的自我汇报。”
“如果他提出异议，你会调查吗?”
“当然会，肯定会。你应该知道，特伦斯确实提出过异议。我们组织了复查。由另外三位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我们密切观察他的实验数据，做常规身体检查。如果他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一定会有症状。”
“没有症状吗?”
“我希望能够给你肯定的答复，但是他没有来复诊，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服药?”
“因为个性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对门诊病人的监控，但也得病人合作才行，否则，数据就没有意义。”
“他退出项目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们不得不中止合作关系。我也很难过。他是个好人，我们尽力帮助他，可惜他没有坚持。”
“他有个朋友叫查尔斯·法默。”
“我记得查尔斯，和他情况一样，也是难办的病例。查尔斯有一次来检查时异常兴奋，站都站不起来。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但我当天就中止了和他的合作。反馈数据不可信，我们只能放弃受试者。我们必须掌握病人服用药物的情况，因为即使是维生素、营养品这样无害的东西，都可能影响结果。”
“两个人都在加入项目后死去，你不紧张吗?”
“当然紧张。所以我才联系了法医办公室。我担心他患有未被查出的疾病，影响了他的康复。”
“有吗?”
“无法确认，包括帕尔切克医生的尸检。受试者总会隐瞒病史。具有健康隐患的参与者很可能造成逆转性的结果。我们尽量做到严格监控，但始终无法做到关注每一个细微的信号，特别是病人本身的隐瞒。”
“刚才你说到了暗示。你的意思是，如果特伦斯坚持认为自己每天都在服用格路可泰，他感觉到的症状很可能是……臆想的?”
“这个词现在不用了。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将非正常行为认定为纯生理性或纯心理性。很多生理性疾病由心理因素决定其发病时间、发病表征以及治疗感受。特伦斯·戴斯的症状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考虑的是病因。这一点上我就帮不上忙了。”
“明白，”我突然发觉自己没话讲了，真后悔竟然没先写好谈话要点。
“你还需要了解什么?”
“我想就这些了。”我不再追问。从头到尾我都温和有礼，绝对不是咄咄逼人的调查记者。我们谈了不少问题，但都浅尝辄止，我也不愿过多占用他的时间。“你有话需要我带给他的女儿吗?”
“请转达我的哀悼，我能理解其中的痛苦。”他靠在椅子里。“既然你来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请。”
“特伦斯退出项目后，我们要求他退还全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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