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稍微提起裤管,蹲在阿尔伯特面前。“你仔细看迪昂的双眼。”
阿尔伯特抬头看了。
“阿尔伯特,那对眼睛里,有对你的任何感情吗?”
“没有。”阿尔伯特眨眼,“没有,我没看到。”
乔对迪昂点了个头,迪昂拿开了对着阿尔伯特脑袋的枪。
“你是开车过来的吗?”
“什么?”
“你是开车到这里的吗?”
“对。”
“很好。你出去就开着你的车,往北开出佛罗里达州。我建议开到佐治亚,因为现在我已经控制了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海岸,还有这里到新奥尔良之间的所有城镇。”他对阿尔伯特露出微笑,“而且下星期我要去新奥尔良开会。”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派人在路上等我?”
“要命,阿尔伯特。我当然会派人在路上。事实上,他们会一路跟着你离开佛罗里达州。对不对,萨尔?”
“所有车都加满油了,考克林先生。”
阿尔伯特看了一眼萨尔的汤普森冲锋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在半路杀掉我们?”
“你不会知道,”乔说,“但如果你不立刻离开坦帕,永远不回来,我就他妈的保证你看不到明天。而我知道你希望能看到明天,因为到时候,你就会开始计划你的复仇。”
“你为什么要留我这条命?”
“好让大家知道我抢走了你的一切,你却没种阻止我。”乔站起身,“我要让你活着,阿尔伯特,因为你会生不如死。”
18 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过得好的那几年,迪昂跟乔说过:“运气随时会用光的。”
说了不止一次。
乔总是回答:“有好运,也有坏运。”
“只不过你的好运持续太久了,”迪昂说,“没人记得你有过坏运。”
他给自己和格蕾西拉盖了一栋房子,位于第九大道和十九街交叉口。他雇了西班牙和古巴劳工,意大利人负责大理石工程,还从新奥尔良找来了好几个建筑师,以确保房子的种种设计能融合拉丁风味与新奥尔良的法国区情调。他和格蕾西拉跑了好几趟新奥尔良,在法国区仔细巡游以寻找灵感,也在伊博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游览。最后设计出来的房子,结合了希腊复古式和西班牙殖民式风格。正面以红砖砌成,有灰白的水泥阳台和锻铁栏杆,窗户是绿色的,加上了遮光板。从街上看,整栋房子近乎朴素,而且很难看出到底有没有人住。
但进了屋子,宽敞的房间有挑高的红铜色天花板,高高的拱廊面对着一个庭院、一个浅水池,花园里栽种了欧薄荷、菫菜,金鸡菊和欧洲丛榈并排而生,灰泥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冬天时,九重葛花伴随着卡罗莱纳黄素馨怒放;到了春天,则换成了深红如血橙的厚萼凌霄花。循着石砌小径绕过庭院中的喷泉,经过拱顶的凉廊,来到一道盘旋的阶梯,进入砌着灰白色砖墙的室内。
这个家的所有门都至少有六英寸厚,上头装了黑色铁制的羊角铰链和门闩。乔帮忙设计了三楼那个有拱形天花板的会客厅,以及一个俯瞰着屋后小巷的平顶阳台。那只是一处多余的阳台,他常常忘记它的存在。因为家里已经有环绕着屋子其他各处的二楼阳台,而三楼的铸铁游廊又宽得像马路。
一旦乔开始忙,就停不下来。有幸获邀参加格蕾西拉慈善募款会的客人,总是不禁把注意力放在三楼的会客厅,或是一楼有宽敞楼梯的华丽大厅,或是进口的丝质窗帘、意大利主教椅、拿破仑三世时代的穿衣镜和附属灯台、来自佛罗伦萨的大理石壁炉架,或是从艾斯特班建议的一家巴黎画廊买来的镀金框油画。有的墙面是裸露的奥古斯塔方砖,有的墙面贴着蜡光纸或印了花纹,还有的以灰泥制造出流行的裂纹效果。屋子前侧铺着拼花地板,后侧则是石头地板,好让屋内保持凉爽。夏天时,桌椅都罩着白棉布套,枝形吊灯外头还罩着纱网,以防止昆虫飞进去。主卧室大床和浴室的爪足浴缸上方都有蚊帐垂挂下来,一天结束时,乔和格蕾西拉常带着一瓶葡萄酒在里面相聚,听着下方街道传来的喧哗声。
格蕾西拉因为富裕而失去了朋友。大部分都是她在雪茄工厂的同事,以及早年在古巴圈会所一起当义工时认识的人。他们并不是忌妒格蕾西拉的暴富和好运(虽然少数人的确如此),而是怕去她家时会不小心碰坏或打破什么昂贵的东西。他们在她家总是坐立不安,而且很快就没有共同话题可聊了。
在伊博,大家都称这栋房子是“市长官邸”,但乔要到至少一年以后才知道,因为大家都是背着他偷偷讲。
同时,他和苏亚雷斯姐弟的合伙关系,则在一个极不稳定的行业里创造出了令人欣羡的稳定性。乔和艾斯特班在第七大道的地标戏院建了一座蒸馏酒厂,随后又在罗梅洛饭店的厨房后头建了一座,保持得很干净,生产顺利。他们把所有家庭式小店纳入旗下,给他们更高的抽成和更好的产品,连原本阿尔伯特·怀特旗下的酒馆也不例外。他们买了速度更快的船,又把他们所有卡车和运输汽车的引擎更换一新。他们买了一架双人座水上飞机,以掩护墨西哥湾地区的运输。飞机驾驶员是前墨西哥革命分子法鲁柯·迪亚兹,很有才干却也很疯狂。他一脸年代久远、深如指尖的痘疤,一头又白又油的长发像是湿意大利面,不断游说乔在乘客座安装一把机关枪,说是“以防万一”。乔指出,他是单独飞行,碰到万一也没人可以操作机关枪。法鲁柯于是答应妥协,只装了枪架,没装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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