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说，“假设你和达利安在一起，他把你绑在床上——”
她颤抖得太厉害，杯子跳了起来，咖啡飞过桌面泼向我。我抓起东西，躲避潮水般袭来的咖啡。星星点点的咖啡溅在档案夹上。
“对不起，”她跑出去，拿着海绵和纸巾回来，“非常对不起，”她说，使劲擦拭桌面，“我感觉非常不好。”
“没关系。”这毕竟是她的桌子。
“不，我是说，对不起，我觉得我谈不下去了。”她的眼睛盯着海绵，“真的不行。”
我站起身。“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似乎也急于结束对话，“我完全理解，我不想看你难堪。”
“浪费了你的时间，我感觉很不好。”
“完全没关系。这个主意本来就很糟糕。”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收拾起所有东西，急匆匆地出门，踩着吱嘎作响的台阶下楼，走进清爽的冷风。克雷肯定会解雇我。这本书将会流产。克莱尔会火冒三丈。我会继续破产和没人疼爱。那又怎样?我还能呼吸。树叶很快就将萌芽，哈德逊河闻起来很近，混着汽车尾气和熏香的草药甜味。
“等一等，”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肘——是她，“请回来。”
她家前门敞开着，她跑得气喘吁吁，一只手还抓着海绵。
“你确定?”
她点点头，几乎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听天由命地跟着她回去，仿佛我才是被折磨的那个人。我们回到桌前坐下。她去倒咖啡，这次很久才回来，将咖啡杯重新放在杯垫上——在她的正前方，离身体有半个桌面。我看见白色大抱枕放在白色沙发的正中央。一个方形白色瓷花瓶放在壁炉架的正中央。她也重新坐正，直挺挺地坐在椅子边缘上，眼睛直视着我。
我又拿出那堆东西，这次摆得更加整齐，纸张对齐桌边。我喝一口咖啡，放在她的咖啡杯的正对面。
“我实话实说，”我说，“你看上去很正派。聪明，有吸引力，”她的脸稍微有点红，“而且挺矜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露出少女般的笑容，皱起鼻子时，我发现粉底下有些雀斑。她和我对视片刻，又转开视线。“怎么，布洛赫先生，”她问我，像是书架上某本书的女主角，“你没有恋爱过吗?”
凶案发生和审判的时候，摩根还在念大学——主修的自然是英语文学。她在中西部长大，去芝加哥念书，对案情只有模糊的印象，只记得搜捕的过程，还有和姐妹会同伴看新闻时的胆战心惊，还有——当然了，那位英俊的被告。几年后，她放弃文学，在纽约得到MBA学位，又在纽约的报纸上读到这个案件，如今的报道中心是无休止的上诉。另一方面，她的个人生活并不顺利。她结婚很早，男方是个性格阴郁的拜伦学者，这段姻缘结束得很难看，接下来几年她投身于工作，事业很成功，偶尔和同僚的约会却都很无聊;于是在这套优雅公寓的四壁之内，放肆的幻想生活开始狂野生长。
摩根越说越放松，咖啡过后是红酒和芝士，我们在白茫茫一片的会客区继续对话，她越来越健谈。有时候我们和陌生人在一起就是这样。我以前访问其他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往往会吐露出乎意料的内容，哪怕是你正在录音，只是因为我坐在对面使劲点头，让他们去填补寂静。如前所述，摩根很迷人(甚至有点让我想起珍妮，就是那种书呆子气的笨拙)，但我不会将她越来越松的口风误认为是真正的亲密。另外，毕竟有相反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红酒和匿名。她的名字和名声托付给我是彻底安全的，更何况我只是克雷的跑腿小弟，威胁性还比不上心理医生或神甫，因为我连判断和诊断都不会下。谁在乎我想什么呢?我只是代笔幽灵。
“就算在结婚的那段时间，”她继续斟酒，“我也一直缺少一些东西——在性爱方面。”她坐进松软的椅子，将赤裸的双足叠放在大腿底下，两只黑色高跟鞋斜放在地上。我慢慢坐进沙发。“要知道，我很难得到高潮。”
她看看我，像是在衡量我的反应。我看着手里的布利芝士，一本正经地点头。“我懂。”我说。
“我甚至想过，我说不定是同性恋，但事实并非如此。女人对我没有吸引力。然后我开始想也许是机能性的问题，明白吗?比方说荷尔蒙失调或者性驱力低下。”她在约会和工作中认识的男人，有几个非常英俊，有几个非常有钱，但她却从未感受到任何真正的性欲冲动，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除外，她围绕她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强势而危险的男人编织幻想，其中就包括达利安·克雷。
“事实上，我一直有这种幻想。我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象那些场景。但从来没有和其他人讨论过。我以为只是我有问题而已。然后我发现了互联网这个世界。”
“色情内容?”我就着红酒嚼芝士，尽量说得轻描淡写，“抱歉，”我轻笑道，又拿起一块芝士丢进嘴里，“我想，你说的是色情内容吧?”
“对，我专上那种网站，我能找到的最下流的网站。去那种讨论组和聊天室。我在网上看的都是最恶心的内容。我甚至打那种电话热线，让男人对我说可怕的话，叫我母猪和婊子，我边听边——你知道的。羞愧归羞愧，但我忍不住。我脑子里只有这件事。但我从来没有真的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告诉过别人，甚至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直到我遇见达利安。不知怎的，他在我信里感觉到了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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