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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监结束，我匆忙赶回旅馆，没有录音机的帮助，我只能凭回忆尽可能记录下他说的每一个字。我在黄色拍纸簿上写了一页又一页，直到手指酸痛，写完时天已经黑了。我退房付钱，搭末班车回纽约。
至于他那些话的真实性，谁知道呢?他漫游全国到处杀人，刀下亡魂超过控罪的极限，少说也背了几十桩命案，有可能吗?估计确实有。一个人要是因为偷一辆车而入罪，我们会认为那辆车只是他偷的许多车里的一辆，假如犯罪记录说五辆，我们会估计事实上有五十甚至上百辆。我们的惩戒观里有这个不成文的因素，认为一名职业罪犯在落网时，造成的损害肯定不止已知的那些。对连环杀手来说也许更是如此。职业偷车贼、银行劫匪、瘾君子、家暴男子，这些都有清晰的模式、动机和手法，决定了他们的落网只是迟早问题而已。但变态杀人狂，他杀人没有任何原因，至少没有我们能理解的原因，他任意选择受害者，或者交给命运去决定，他漫无目标地漫游全国，不管去哪儿都会在土里或水里留下几具尸体——事实上这种人能落网完全是我们走了狗屎运，除非他自己开口，否则谁也无法确定哪些罪行应该归在他的名下。
我想一想那些失踪人口的命运都后背发凉，光是美国一年就有几千人下落不明。丈夫或妻子再也受不了对方，吵完架气冲冲地夺门而出，或者只是出门买包香烟，结果一去不回。抛弃家庭的父母，失职的父亲，把婴儿扔在医院或教堂门口的母亲。几十年如一日通勤上下班的疲惫工人，某一天没有从应该的地方开下公路，继续前进直到汽油耗尽。欠债的人躲避坏名声。心碎的爱人希望忘记和被忘记，在人群中浮浮沉沉。瘾君子、酒鬼、赌徒和性倒错者，躲避他们自己。离家出走的孩童，浩浩荡荡，像朝圣似的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向何处去，消失在我们的城市中，我们的夜晚里。我们以为他们受各自的心魔驱赶，自己选择失踪。但假如存在另一种恶魔让他们失踪呢?假如他们不是消失而是被找到了呢?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满嘴胡话。我尽可能查证他提到地点和具体经过的案件，有时候确实对得上报纸和公开记录里的描述：孟菲斯有一对男女死于入户破坏。一个女孩失踪，有雀斑和一双绿眼睛。可是，克雷也同样能够轻而易举找到这些消息，编造进自己的故事。他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也许他在盗用别人的犯罪，拿来充实自己的档案，确保自己能青史留名，跟我们再开最后一个玩笑，留下一份其实还是假线索、红鲱鱼的供词。也许只是在耍弄我而已。
还有他的哲学思考(你愿意这么说也行)、理论体系和自我分析。还有他对艺术、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一方面，他有的是时间打磨自己的观点，推导出那些自我中心加自私自利的可疑理念。但另一方面，天知道那些东西究竟是他杀人时的所想所感，还是企图在事后给狂人的无意义破坏添加智性和美学的外皮。要记住，尽管他声称自己博学多闻、艺术感性非凡，但他只是进了监狱才开始阅读、思考和学习。第一次激情犯罪时，他还是州政府监护下的一个半文盲，连高中都没怎么念完。经受过残忍杀戮的洗礼，他准备好了成为(甚至可以说是被培养成)性犯罪者和杀人狂。他就像温室育出的稀有品种：美国变态狂。
我想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他的另一段论述，他与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所谓共同性，他的罪行与艺术及文学(包括我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相通性。无论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有个微小但基本的区别始终存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这就是他的盲点。
他承认他是邪恶的，又立刻运用他强大的理智去推翻判定他邪恶的道德体系，但他没有对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有过半点疑问。他看不到的死角是疯狂也可能有理性、有组织、有体系，甚至有才华。疯狂可以完全自圆其说，比方说偏执狂，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系统，不承认外部的真实性和客观真理：谁质疑我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看法。同样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聪明，我不怀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灵存在破绽，在根基上就不对劲，因此他无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么卑微)：真的写出点什么东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产了几封信而已。以艺术家而言，他创作了几张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陈。
倒不是说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是疯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许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疯子。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个疯疯癫癫的行当。但我认为写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于遗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没，将一切都记录在纸张上。是什么东西希望拯救万事万物，想带上无论好坏的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前进?除了爱，还能是什么?我们这些写类型小说的，还有我们的侦探和杀手，我们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许正因为这个，我们才会一次次返回同样的故事，就像孩童抱着他最喜欢的沾着糖水的书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终的圆满;给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间，每天早晨从闹鬼的树林里抱回一把新鲜的悲哀;创造出手拉手的连串小人，永无止境的分叉树木，供鬼魂居住的书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态体现的执着——系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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