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收费?”
我一阵眩晕。我每小时从没挣过二十块以上。我吞下一大口空气。“五十?”我嗓音嘶哑，“通常收费五十，但如果……”还好他在我出卖自己之前打断了我的话头。
“好，只要这不是非常规收费就行，哈!这样吧，我让克莱尔打电话给你商量时间安排。我处理大事，她处理小事。哈!”
“别担心，我会评估她的长处和短板，制定令人兴奋的核心课程……”我胡言乱语片刻，才意识到他已经挂断了。
几小时后，我收到克莱尔的留言。她要不是先自报家门，我多半会误以为对我说话的是她的母亲。她说话时泰然自若，完全没有青少年的犹豫。她确认了我随便报的时间，说出她在上东区的地址。我发现她没有留下公寓号码，不过我觉得到现场看看信箱应该就能知道。五十块!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我不敢打电话回去，害怕毁了这个天赐良机。
星期四，我出现在那个地方，寒风冷得似乎刺穿了我的内衣。我明白了她没有告诉我按哪个门铃的原因：这个地址只有一户人家。从上到下五层楼都属于他们。我来得太早，顶着他们家的灯光瑟瑟发抖，前后踱步，区区五十块收费的荒唐感让我脸红。尽管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某些人比我有钱得多的事实还是让我惊愕感叹。
我揿下门铃，在寒风中又等了几分钟，克莱尔身穿系带比基尼来开门。她的头发非常直，颜色非常黄，眼睛非常蓝，小小的鼻子在雀斑双颊之间只是微微隆起，还有一张小小的滚圆嘴巴。比基尼包着的身体(说是包着比基尼的身体更准确，因为比基尼的三小片三角形只遮住了最有必要遮住的地方)嘛，呃，属于十四岁的少女：没有脂肪，没有皱纹，没有任何化妆品。她就像还没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洋娃娃。她是全新品。
“嗨，请进。抱歉，我在晒太阳灯。”顺便说一句，她完全没有晒出颜色。实话实说，她的肤色白得让静脉透出了蓝色。我之所以看得清静脉，是因为她真的很瘦，我一只手就能握住她的大腿。她领着我离开刺骨的寒风，走进她温暖舒适的家里。“我心情不好。”
“很抱歉。为什么?”我边问边挣扎着脱下围巾、帽子和大衣。
“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哦。”
“太阳灯应该能改善心情。总之他们是这么说的。”
“哦。”我们站在大理石门厅里，大楼梯通向二楼，链条花纹仿佛银盘上的开胃小吃。我的手套掉了，我弯腰去捡，看见地上有四根橡皮筋，说不定是从几捆钞票上掉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捡起橡皮筋。
“给你，”我很可笑地说，“橡皮筋掉了。”我递给她，她勉强收下。
“谢谢，”她朝左手边的双开门打个手势，“那是书房。我换身衣服，马上就来。要杯卡布奇诺什么的吗?”
“不用，谢谢。”我说，尽管我非常需要。
书房，如你所料，就像邦德电影里的绅士俱乐部：高耸的书架上摆满皮面精装书，巨大的火炉呼呼燃烧，带装饰扣的翼状靠背椅，斯诺克球台。一段长得夸张的等待之后，克莱尔走进房间。她换上了羊毛格子呢短裙、白色长筒袜、黑色漆皮鞋、高领白衬衫和红色毛衣。她的头发挽成马尾辫，戴着眼镜，手捧一摞书本和一把尖得危险的铅笔。换言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学生装。她走到我旁边，在书桌前坐下，脊背挺直，两膝并拢，打开课本，取出一张白纸，拿起铅笔，全神贯注地盯着我。
绝望。她要交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包括引用必须凑满十页，得用三个例子证明结论，截止期是明天，但她一个字还没写。什么都没有。没有草稿。没有笔记。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让我看看。”我垂死挣扎道。我汗流浃背，好像快要交不上论文的是我，而她坐在那里，完全无动于衷，彬彬有礼地听我说话，用铅笔的粉色橡皮轻叩牙齿，眨着美丽的蓝眼睛。“你知道怎么写大纲吗?”我问。
“似乎有印象。”她说，“你向我老爸收多少钱?”
“什么?”
“每个小时多少钱?”
“五十?”
她叹口气，翻个白眼，说：“你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对吧?GRE考了八百分?”
“对。”
“你出版过小说?”
“呃……对。”
“有你这样的简历，你知道事务所会收多少钱吗?至少一百五。”
“真的?”
“你至少也该开一百的。”
“对不起。”
“听着，我跟你实话实说，”她说，“大体而言，我读书写文章都没问题。但我要上学，要打曲棍球、跳芭蕾、搞年鉴和各种不做就进不了像样大学的志愿者工作，我认为要我写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实在不切实际，我自己写顶多是马马虎虎过关，而我相信你睡着了都能写一篇非常像样的。”
“呃，不一定非常像样。”
“我们告诉老爸你是每小时一百块，他根本不可能记得，还有你需要每周来两次。谁知道呢，要是顺利，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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