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里曼心想，小伙子看起来很疲乏。他面带倦容已经快一年了，是他妻子的尸体被从住宅的瓦砾堆中抱出来那天夜里开始的。
“我对责任归属问题不感兴趣。”高德里曼爽快地说，“在莱斯特广场你失去那金发男子踪迹的那一会儿，一定出现了什么情况。”
“你看见他们接上头了吗?”
“可能。”
“等他回到斯托克威尔，我们又盯上他时，我认为他已经放弃了当天的接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会在昨天和今天再设法接头才对。”高德里曼在他的办公桌上用火柴摆着图案，这种帮助思考的办法已经养成了习惯。“在那栋住宅里还没有动静吗?”
“没有。他已经在屋里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了。”布劳格斯又说了一遍，“这怪我。”
“别啰唆了，老弟。”高德里曼说，“是我决定放他跑的，以便能把另外的人引出来，我仍然认为这一招没错。”
布劳格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表情茫然，双手插在雨衣的口袋里。“如果他们已经接过头，我们就不能耽搁，立刻把那金发的家伙抓起来，弄清他的任务。”
“那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机会，没法跟踪‘金发人’找到真正危险的人了。”
“你决定吧。”
高德里曼用火柴摆了一座教堂。他瞪着那图案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半便士硬币，往空中一扔。“背面。”他盯着说，“再放他二十四小时。”
房东是个来自克莱尔郡利斯敦瓦纳的中年人，他是爱尔兰共和党分子，暗中希望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以便绿宝石岛永远摆脱英国人的压迫。他拖着犯关节炎的腿，一瘸一瘸地围着那栋旧住宅转，收每周的房租，脾气很坏。
在第一层，他敲响那老人的门。这个房客总是很高兴见到他。老人大概见到谁都高兴。他说：“喂，莱利先生，你想喝一杯茶吗?”
“今天没时间。”
“噢，好吧。”那老人把钱递过来，“我以为你已经看到厨房的窗子了。”
“没有，我没到那儿去。”
“噢!是嘛，那儿有块玻璃不见了。我用遮光窗帘把那儿蒙上了，但是还是透风。”
“谁把玻璃打碎了?”房东问。
“说来有意思，玻璃没打碎，就在草地上平放着呢。我想是油灰太老，自己掉了。要是你能弄点油灰来的话，我可以自己把它修好的。”
你这老傻瓜，房东心里想，但他说：“我看你没想到你可能被窃了吧?”
那老人面露惊异：“我从来没想到这个。”
“没人丢失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没人跟我说起过。”
房东向门口走去。“好吧，我下去的时候看看好了。”
那老人跟着他走了出去。“我觉得新来的那家伙不在，楼上那个，”他说，“我有两天没听到动静了。”
房东嗅了嗅。“他在房间开伙吗?”
“我可不知道，莱利先生。”
两个人上了楼梯。那老人说：“要是他在家的话，可够安静的。”
“不管他做的是什么菜，不能让他再做了。这气味真他妈的糟透了。”
房东敲起门。没人应答。他打开门，走了进去，那老人跟着他。
“哎哟哟，”老警官热衷地说，“我看你们这儿死了人了。”他站在门口，扫视着房间。“你碰过什么东西了吗，帕迪?”
“没有，”房东回答，“另外，请称呼我莱利先生。”
老警官不理他。“不过，死的时间不算长。我嗅到过比这更糟的味道。”他查看了旧五斗柜、矮柜上的箱子、那块褪色的地毯、天窗上的旧窗帘和屋角皱巴巴的床。没有搏斗过的迹象。
他走到床前。那年轻人的面部平静，双手搭在胸前。“要不是他这么年轻，我就会怀疑他是心脏病发。”没有可以表明他是自杀的空安眠药瓶子。他拿起五斗柜上面的皮夹，把里面翻了一遍。有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配给证，还有相当厚的一叠钱。“文件都整整齐齐，他没有被窃。”
“他住到这儿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房东大着胆子说。“我对他一点不了解。只知道他从北威尔士来，在一家工厂做工。”
警官评论着说：“如果他像他外表这样健康的话，他应该在部队服役的。”他打开了桌上的箱子。“见他妈的鬼，这是什么玩意儿?”
房东和那老人这时都挤进了屋里。房东说：“这是无线电电台。”那老人忽然说：“他身上有血!”
“别碰尸体!”老警官说。
“他肚子上挨了一刀。”老人坚持说。
警官小心地把死者的一只手从胸前举起，露出一小块血痂。“他原先淌过血。”他说，“离这最近的电话在哪儿?”
“再过去五户人家。”房东告诉他。
“把房间锁上，在外面等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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