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伯后来又碰见过他一次，不过那次没有和他搭话。在大教堂的简短邂逅后，费伯看到了一则通告，宣布高德里曼教授将在他的大学就亨利二世的评价作学术报告。他出于好奇而前往。那次报告显示了教授渊博的学识，生动又富说服力。高德里曼仍然稍显滑稽，在讲台上十分投入，激动得手舞足蹈;不过，显然他的头脑是极其犀利的。
正是他发现了“针”的外貌。
老天，一个外行。
也好，外行有外行会犯的错误，派出比利·帕金就是一个例子。高德里曼应该派一个费伯不认识的人的。帕金固然便于识别费伯，却很难指望在碰头时不会遭到毒手。一个专业特工就会了解到这一点。
列车震动了一下便停住了，外面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宣布，利物浦到了。费伯心里咒骂着自己：他应该用这段时间想出下一步的行动，而不该去回想珀西瓦尔·高德里曼。
他们在格拉斯哥守候他，这是帕金死前说的。为什么在格拉斯哥呢?他们在尤斯顿车站一定打听出来，他要去因弗内斯。而如果他们怀疑因弗内斯是胡扯的话，应该就会想到他要到利物浦来，因为利物浦是到一个爱尔兰码头最近的连接站。
费伯极不喜欢仓促作出决定。
不管怎么说，他得下车。
他站起身，打开门，朝验票口走去。
他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比利·帕金的眼睛在死前那一闪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憎恨，不是恐惧，不是疼痛——尽管这些都有。那更像是……胜利。
费伯抬起眼，穿过验票口，恍然大悟。
在外面守候着的，是一个金发碧眼、戴着帽子穿着风衣的年轻人，正是那天他在莱斯特广场要跟德国派来的密使碰面时所发现的“尾巴”。
帕金临死之前，尽管感到极度痛苦和屈辱，但终于骗了费伯。陷阱其实就设在利物浦。
那个穿风衣的人一时还没认出人群中的费伯。费伯转身又返回车厢。坐定之后，立即拉开窗帘向外张望。
“尾巴”在人群中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没注意到返回车厢的人。
费伯盯视着乘客涌过验票口，月台上不再有人了。那个金发人向验票员急切地说着什么，验票员摇头否定。那人似乎还在坚持，过了一会儿才向视线外的什么人挥了下手。一名警官从暗处出来，和验票员说话。
月台上的警卫也凑了上去，后面还跟着一个穿西装的人，大概是个高级铁路职员。
火车司机和司炉离开了车头，向验票口走去。又是一番挥手摇头。
最后，所有火车上的人员都耸耸肩转开身，或向上翻翻眼珠，全是无能为力的表示。那个金发人和警官召集起警察们，坚定地跨上了月台。
他们要搜查车厢。
所有火车上的人员，包括机组人员，全都消失在相反的方向，显然是趁这群疯子搜查挤得水泄不通的列车时去吃茶点了。这倒让费伯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打开车门，向月台的相反方向跳出车。他依靠车厢挡住警察的视线，沿着铁轨，在枕木上磕磕绊绊，朝火车头跑去。
这当然不是好消息。从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意识到比利·帕金没有悠然下车那一刻起，就已经明白“针”又一次从他们指缝中漏掉了。布劳格斯想了好几种帕金没有露面的解释，但他知道没有一条能成立。
他竖起衣领，在寒气袭人的月台上踱着步。他想抓住“针”都快想得抓狂了：不光是为了登陆欧洲，也是为珀西瓦尔·高德里曼，为了那五位惨死的国民军，为了克里斯琴。
他看了一眼手表：四点。天就快亮了。布劳格斯一夜没有合眼，从昨晚吃罢早点还一直没吃过东西，但他始终靠精神力量支撑着。这个陷阱又失败了——他相当肯定已经失败了。这一局面耗掉他的精力，饥饿和疲惫攫住了他。
“长官!”一名警察探出一节车厢，向他挥手，“长官!”
布劳格斯朝他走去，跟着就跑了起来：“你发现什么了?”
“可能是你们的人——帕金。”
布劳格斯爬进车厢：“可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最好看一看。”那名警察打开两节车厢之间的门，用手电筒往里面照。
是帕金。布劳格斯可以从他那身查票员的制服上看出来。他在地板上蜷作一团。布劳格斯拿过那警察的电筒，在帕金的身旁跪下来，把他翻了个身。
他看到了帕金的面孔，立即转过脸去，说：“噢，老天爷。”
“我看这就是帕金吧?”警察说。
布劳格斯点点头。他十分缓慢地站起身，没有再看那尸体。“我们要盘问这两节车厢里的每位乘客，”他说，“把看到的听到任何不寻常动静的人扣下来进一步询问。这样做不一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凶手肯定在列车进站前就跳车了。”
布劳格斯又回到了月台上。全体搜索人员都已完成任务，聚在一起。他留下了六个人协助他盘问。
那位警官说：“这么说，你们的猎物已经跳车了。”
“几乎可以肯定，”布劳格斯表示同意，“你们已经查过了所有的厕所和空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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