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弗林带着加百列进入档案馆，来到主阅览室。这个地方拥挤得令人惊讶，室内采光很好，一座座直达天花板的落地窗，俯瞰着西耶路撒冷的山丘。有一对学者正弓着身子坐在敞开的书本前。还有一人呆呆地盯着缩微胶片阅读器。加百列建议找个更私密的地方，于是里弗林带他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又关上了厚厚的玻璃门。加百列说的故事略去了保密的部分，却又足够详尽，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内容。他向里弗林展示了他在奥地利收集的所有材料：国家档案馆的文件、照片、手表，还有那枚戒指。加百列展示了戒指内圈的镌字，里弗林认真地读着文字，仔细查看。
“不得了啊。”他轻叹道。
“什么意思?”
“我必须到档案库里搜集些资料，”里弗林站了起来，“需要花些时间。”
“要多久?”
档案管理员耸耸肩：“一个小时吧，也许更快些。你以前来过纪念馆吗?”
“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
“去走走吧。”里弗林拍拍加百列的肩，“一个小时后回来。”
加百列沿着松荫夹道的甬路走着，一路顺阶而下，来到了昏暗中的儿童纪念碑。五支蜡烛被一面面镜子复制得无法计数，构成了一条群星烁烁的银河，扬声器播出的录音念唱着每一位死者的名字。
他从星光里走出来，重新走进璀璨的阳光，接着又走进了“纪念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长明火面前。在闪烁的火光中，在黑色的玄武岩上，镌刻着历史上最丑恶的名字：特雷布林卡、索比堡、马伊达内克、贝尔森、切尔姆诺、奥斯威辛……
在人名堂里，没有火光，没有塑像，唯有浩瀚无尽的文件夹，其中是一页页见证实录，每一页都是一个牺牲者的故事：姓名、出生地、父母的姓名、居住地、职业、死难地。有位名叫硕莎娜的女士检索了数据库，找到了加百列的外祖父母：维克多·弗兰克尔和萨拉·弗兰克尔。她打印出来，面色伤感地交给加百列。在每一页的页底，都标有信息的提供者：艾琳·艾隆——加百列的母亲。
他付了一小笔钱作为打印费一一每份两个谢克尔。接着他来到了大屠杀纪念馆的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世界大屠杀主题作品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漫步其中，他发现，在饥饿、奴役、极端血腥的条件下，人类的艺术创造力依然不死，而且深不可测。突然间，他自己从事的修画工作显得渺小而全无意义。“教堂美术馆里的圣人们到底与人间的事有何相干?”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傲慢自恋的马里奥，显得毫无意义了。
最后一间房间是儿童艺术的特别展览。有一幅画吸引了他，它就像是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咽喉。这是一幅炭笔素描——一名性别难辨的儿童，在一个巨大的党卫军形象面前畏畏缩缩。
他瞥了一眼手表。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离开艺术馆，疾步赶回档案馆，去听取摩西·里弗林的检索结果。
他看见里弗林正在档案馆前庭的沙砾岩上焦急地踱步。里弗林一把抓住加百列的手臂，领他来到先前的那间小屋。等待他的是两叠厚厚的文件。里弗林打开第一份，递给加百列一张照片：路德维格·沃格尔，身穿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制服。
“他是拉德克，”里弗林耳语般地说道，难以控制他的兴奋，“我认为你找到的那人可能正是埃瑞克·拉德克!”
13
维也纳
位于苏黎世塔尔大街26号的贝克尔&普尔银行，其中有一位康拉德·贝克尔先生。他是在同一天早晨抵达维也纳的。他快速通过海关，毫无耽搁地来到候机大厅。在这里，他找到了身穿制服的司机。只见司机手持接机牌，牌上写着“鲍尔先生”。这位客户坚持要采取额外的保密措施。贝克尔不喜欢这位客户，对于这位老顾客的账户源头也毫不知情。不过，这也恰恰是瑞士私人银行业本质的体现，康拉德·贝克尔先生对这套原则也是坚信不疑的。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信仰，那么贝克尔就是最极端的信徒。在贝克尔的牢固信念里，人类对自己拥有的金钱享有神圣的权利，不应当受到政府调控的束缚，而且只要他愿意，就有权利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藏匿他的金钱。避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道德义务。在苏黎世银行的秘密世界里，他的极度谨慎是出了名的。也恰恰因为如此，这位顾客才会将这个账户委托给他。
二十分钟过后，汽车在第一区的一座玄武岩豪宅面前停下来。在贝克尔的指示下，司机连续按了两次喇叭，经过一阵短暂的等待，金属大门缓缓打开了。汽车开上了车道，此时一名男子从正门里出来，从一小段石头台阶上走下来。他年近五十岁，身材步态犹如一名速降滑雪运动员。他的名字叫作克劳斯·哈尔德。
哈尔德打开车门，随即引领着贝克尔进入正门来到前厅。同往常一样，他要求银行家打开公文箱接受检查。接着就是摆出令人难堪的达·芬奇姿势——展开双臂，叉开双腿，接受手提式电磁探棒的彻底检查。
最后，在保安陪同下，贝克尔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正式的维也纳风格会客厅，长方形的房间，很宽敞，四壁刷成了深黄色，油画的外框漆成了奶油色。巴罗克式的家具一律罩着厚厚的锦缎。壁炉上方是一座镀金时钟，轻柔地发出嘀嗒声。每一件家具，每一盏灯，每一件装饰品，似乎都在同临近的物件相互呼应着，整个房间布置和谐，浑然一体。这房间的主人，显然是既有钱又有品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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