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得多周全啊，大人，”多纳蒂神父说道，“不过我们希望现在就能看到。”
他引领他们走下一道螺旋状的石阶。岁月的侵蚀将台阶消磨得光滑如冰面。走到阶梯底部，面前是一道橡木门，配着铸铁的门闩。它本是用来防御强敌破门而入的，此刻却挡不住来自威尼托区的机智神父和来自耶路撒冷的“教授”。
德雷克斯勒教授打开门锁，又用肩将门顶开。他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子，然后旋开了一处开关，引起一阵砰然的回声。头顶的一串灯泡蓦然亮起来，而且在突然流入的电流冲击下嗡嗡作响。灯光照出了一条长长的地下走廊，廊上覆盖着石拱天花板。主教一语不发地示意他们向前。
拱廊很矮，不适宜太高的人穿行。矮小的主教不需要屈身，加百列也只需稍稍低头，就能躲开头顶的电灯。然而身高远在六英尺以上的多纳蒂则必须弯下腰，好似一个罹患脊柱弯曲的病人。这里保存着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和神学院的官方记录、四百年的施洗礼记录、结婚证书、死亡证明、在这里供过职的神父的记录、神学院的学生档案。它们有些存在松木的文件箱里，有些在普通的板条箱或硬纸盒里，新近些的则放在现代式样的塑料文件箱里。腐臭的湿气弥漫在空气中，不知从什么地方有水流进墙内。加百列很清楚潮湿和寒冷会对纸张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于是一阵灰心，对于完整地找到胡德尔主教的文件失去了希望。
接近走廊的尽头，有一处小小的、地下墓穴般的侧室。其中有几只大木箱，上了生了锈的大铁锁。德雷克斯勒主教拿着一圈钥匙。他将其中的一把插进了第一只锁头，旋不动。他努力了一阵子，终于放弃，将钥匙转递给了“鲁宾斯坦教授”。加百列没费什么力就撬开了尘封的旧锁。
德雷克斯勒主教在他们的背后徘徊片刻，随即主动提出要帮他们找文件。多纳蒂神父拍拍他的肩膀，说他们自己能行。矮胖的主教伸手画了一个十字，缓缓踱出了拱廊。
过了两个小时，加百列找到了它。埃瑞克·拉德克于1948年3月3日来到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梵蒂冈的难民救助组织“教廷援助委员会”向拉德克颁发了一份梵蒂冈的身份认证，编号是9645/99，所使用的化名为“奥托·克里布斯”。就在同一天，在胡德尔主教的帮助下，这位奥托·克里布斯用他的梵蒂冈身份证获得了一本红十字会的护照。接下来不到一周的工夫，他就拿到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入境签证。他用胡德尔主教给的钱买了一张二等舱的船票，于六月下旬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启程。当时克里布斯口袋里还揣着五百美元。一张收据上留有拉德克的签名，胡德尔主教一直保留着它。拉德克卷宗里的最后一项是一封信，信封上是一张叙利亚邮票，盖着大马士革的邮戳。在信里他向胡德尔主教和教皇陛下的援助表示了感谢，还承诺有朝一日必定会报答这份恩情。落款是奥托·克里布斯。
20
罗马
德雷克斯勒主教又最后听了一遍录音带。然后他拨通了维也纳的电话。
“我恐怕咱们是出问题了。”
“什么样的问题?”
德雷克斯勒向维也纳一端的那个人讲述了神学院的访客：多纳蒂神父和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那位教授。
“他自称是谁?”
“鲁宾斯坦。他自称是历史委员会的研究员。”
“他不是教授。”
“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当时没办法推却他的盛意。多纳蒂大人在梵蒂冈是非常有权势的人物。在他之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所效命的那个异教徒。”
“他们为何而来?”
“来找胡德尔主教帮助战后奥地利难民的资料。”
经过一段长长的静默，那男子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他们离开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的神学院了吗?”
“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前。”
“你为何等这么久才打电话?”
“我是想为您提供些更有用的信息。”
“你有吗?”
“是，我认为是的。”
“告诉我吧。”
“那个教授住在茱莉亚大道的红衣主教酒店。他入住用的名字是雷内·杜兰，用加拿大护照。”
“我需要你到罗马取回一台时钟。”
“什么时候?”
“立刻。”
“在哪里?”
“有个男的住在茱莉亚大道的红衣主教酒店。他登记的名字是雷内·杜兰，不过有时候他也用鲁宾斯坦这个名字。”
“他要在罗马住多久?”
“不清楚，所以你必须马上出发。两小时后有一班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去罗马。已经替你订了商务舱的座位。”
“如果我乘飞机去，就没办法带上工具了。我需要有人在罗马给我供应那些工具。”
“此人刚好适合，”他背出了一个电话号码，修表匠随即牢记下来，“他非常专业，最重要的是，他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否则我也不会让你去找他。”
“你有没有这位杜兰先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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