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时，侍者来了。他摆在加百列面前的牛排大得足够一家四口人吃。拉米雷兹微笑着，动手切起肉来。
“祝你好胃口，杜兰先生，开吃吧!我能感觉得到，你需要添一把力气了。”
阿尔方索·拉米雷兹开着一辆西半球硕果仅存的大众西罗科。曾几何时它或许应该是深蓝色的，如今，外层的漆皮已经褪成了浮石的颜色。挡风玻璃的中央有一道裂缝，看来犹如一道闪电。加百列那一侧的门被撞得凹陷下去，他必须用足力气才能将它扳开。空调早就坏了，引擎的呼号犹如一架直升机。
他们摇低了车窗，疾驶着开过宽阔的七月九日大道。用废的笔记残纸在他们身边打着旋。有几页纸飞到了街上，拉米雷兹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又或是根本不介意。接近傍晚时分，天气更热了。劣质红酒令加百列的头痛起来，他把头转向敞开的车窗。这是一条丑陋的大街。优雅旧建筑的正面被一面面德国豪华车和美国软饮料的广告牌弄得伤痕累累，而它们的消费者兜里的钱已经在一夜之间贬值了。行道树的断枝醉酒般悬在半空，在污染和热浪中苦苦挣扎。
他们转头向河边驶去。拉米雷兹看看倒视镜。他的一生都在军事流氓和纳粹同情者的追捕之中，早已磨砺成了一只老练而警惕的都市昆虫。
“有个骑小摩托车的女孩子正在跟踪我们。”
“是，我知道。”
“知道你怎么不说?”
“因为她是我们一伙的。”
拉米雷兹久久地看了一眼倒视镜。
“这种事瞒不了我。这女孩刚才就在咖啡馆里，对吧?”
加百列缓缓点点头。他的脑袋一阵轰鸣。
“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杜兰先生，也是个很幸运的人。她是个美人呢。”
“认真开车吧，阿尔方索。她会在背后照应你的。”
五分钟后，拉米雷兹把车停在一条沿着海湾的街边。基娅拉疾驶而过，随即又掉头急停，把车停在一棵树的树荫下。拉米雷兹熄灭引擎。阳光无情地烧灼着车顶棚。加百列想下车，但阿根廷人想先对他介绍一番情况。
“在阿根廷的纳粹余孽，他们的档案大多封存了，而钥匙都藏在情报资讯局。尽管长达三十年的黑幕时代早已结束，他们依然限制着记者、学者的调查。即使我们能进入情报局的库房，也找不出太多东西。大家都说，庇隆1955年遭遇政变之前，就把最紧要的档案都毁掉了。”
在街对面，一辆汽车放缓了速度，方向盘后面的男子久久地看了一眼摩托女郎。拉米雷兹也看见了这辆车，他从倒视镜里看了它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1997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的是澄清阿根廷纳粹活动的历史问题。从最一开始，它就面临一个严重问题。你想，1996年，政府烧毁了一切掌握之中的、有损名誉的档案。”
“既然如此何必要成立委员会?”
“他们当然是想在审判时赢得几分筹码。然而在阿根廷，对真相的追寻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当真调查，那么庇隆参与战后纳粹逃出欧洲的真相就会被深度揭露。人们还会就此发现，许多纳粹至今还生活在这里。谁知道，其中也许还有你要找的人。”
加百列指着一幢楼：“这里是干什么的?”
“移民旅店，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数以百万计阿根廷移民的入境第一站。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这里，直到他们找到工作和安身之所为止。如今移民部把它当作库房了。”
“存什么呢?”
拉米雷兹打开手套盒子，取出医用塑胶手套和纸质消毒面具：“那儿可不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地方。我希望你不要怕老鼠。”
加百列提起门把手，用肩膀向车门撞去。在街对面，基娅拉也熄灭了摩托车引擎，安顿好自己，等着他们。
一个无所事事的警察在门口站岗。一名穿制服的女孩坐在登记处的桌前，面对着一台摇头电扇，一边读着一本时尚杂志。她将登记簿贴着沾满尘土的台面滑了过去。拉米雷兹签了字，又写上了时间。两块塑封名牌夹子递了过来。加百列是165号，他将名牌夹在衬衫口袋上，跟着拉米雷兹朝电梯走去。“距离关门还有两个小时。”女孩喊了一句，随后又继续翻起了杂志。
他们乘上一部运货电梯。拉米雷兹合上梯门，按下了去顶层的按钮。电梯一路摇摇晃晃地缓缓上行。片刻后，电梯一震，他们停下来。空气又热又浑浊，含混着尘土，令人难以呼吸。拉米雷兹戴上了手套和面罩。加百列也照样做了。
他们进入的空间足有两个街区的长度，其中摆满了望不到头的钢质架子，架上承载着一只只沉重的木箱。鸥鸟在打破的窗户间飞进飞出，加百列能听见小脚爪的抓挠声和猫儿厮打时发出的喵喵叫声。尘土和腐烂纸张的气味渗入了面罩。相比之下，罗马的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地窖档案馆就成了天堂了。
“这是些什么东西?”
“庇隆和他在梅内姆政权里的精神继承者们没曾想要销毁的东西。这房间里存着移民登记卡，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每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下船的乘客都要填写。楼下一层存着每条船的乘客花名册。门格勒、艾希曼，这些魔头都留下了他们的指纹。也许其中就有奥托·克里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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