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等什么?总理要见我们了。”
基娅拉睁大着眼睛。“我只是个假情侣、女特工，”她抗议道，“我可不会去向总理汇报。上帝啊，我连以色列人都不是。”
“你冒着生命危险保卫过这个国家，”沙姆龙平静地说，“你完全有权利站在他面前。”
他们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房间很大，出人意料的朴素，除了写字台周围的一小块地方亮着灯，其他地方都很昏暗。勒夫不知怎么比他们先到了一步。他那骨骼嶙峋的秃顶在昏暗的灯下闪着光，长长的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托住了充满挑衅的下颚。他不情愿地站起来，毫无热情地同他们握了手。接着，沙姆龙、加百列、基娅拉都坐了下来。破旧的皮椅上依旧存着别人的体温。
总理只穿着件衬衫。经过漫漫长夜的政治斗争，他看起来很疲倦。他同沙姆龙一样，是位不知妥协的斗士。在以色列这么个又千流万派又桀骜不驯的弹丸之地，他竟能施展统治手段，这实在是个奇迹。他的目光立即盯上了加百列。沙姆龙对此很习惯一一也恰是加百列的外表打动了沙姆龙，使他下决心招募加百列加入了“天谴”的行动。加百列是个很惹眼的人物。
总理同加百列曾经见过一次，尽管当时的情形大不相同。1988年4月，当时的总理正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那天，加百列和一群突击队员闯进了突尼斯的一幢别墅，就在阿布·吉哈德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刺杀了他。此人正是巴解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当时总理就坐在一架特殊的通讯飞机上，飞行在地中海上空，而沙姆龙就坐在他旁边。通过加百列唇边的麦克风，他听见了刺杀的全过程。刺杀完成后，他还听见加百列利用珍贵的几秒钟时间安慰着阿布·吉哈德的妻子和女儿——当时她们已经歇斯底里了。加百列后来还拒绝了授予他的嘉奖。此刻，总理想知道那是为什么。
“我认为接受嘉奖是不合适的，总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阿布·吉哈德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血。他该死。”
“没错，但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而言不是这样。”
“他选择了他的生活方式，”总理说道，“他的家人本来就不该在那里和他在一起。”接着，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踩进了雷区，于是意图踮着脚尖走出来。然而莽撞的天性又不容他从容优雅地退出，于是他选择了迅速转变话题。“好吧，沙姆龙告诉我你们打算绑架一名纳粹。”总理说。
“是的，总理。”
他举起了双掌，示意——咱们听听吧。
加百列，或许真的紧张了，可他没有表露出来。他的解说干脆精简，充满自信。总理对汇报工作的人一向粗暴，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此刻他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听到有人在罗马想要了加百列的命，他向前欠身，面色紧张;听说阿德里安·卡特尔坦白了美国人参与其中，他又怒形于色。加百列为了展示他的书面证据而站到了总理旁边，一件一件地把材料摆在灯光下的写字台上。沙姆龙静静地坐着，双手紧紧捏住椅子扶手，似乎是在努力严守着保持沉默的誓言。勒夫死死盯着挂在总理办公桌后面的画像，似乎在和画上的西奥多·赫茨尔比赛瞪眼睛。他时不时用一支金笔做做笔记，还用沉思的眼光看过一次自己的手表。
“我们能逮住他吗?”总理说着，又补上一句，“而且不要弄得沸反盈天的。”
“能，先生，我相信我们能行。”
“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做。”
加百列将细节和盘托出。总理肥厚的双手交叠在写字台上，静静地听着。加百列说完后，总理点了点头，又转头注视着勒夫一一我料想你的不同意见该登场了吧?
曾经身为技术人员的勒夫，答话之前先花了片刻时间整理了自己的思路。他的回应不带情感，井井有条。如果有条件让他把想法展示在流程图或是精算统计表上，勒夫一定会手持教鞭，站着解说，一直讲到天明。不过限于场合，他坐在原地，很快就让他的听众陷入了厌倦。他的讲话停顿了若干次，每次他都会用双手食指摆成一个金字塔的塔尖，然后压在他没有血色的嘴唇上。
这是一次颇有意味的调查工作——勒夫用反讽的语气夸奖了加百列，他又说，不过现在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和政治资本去收拾一个纳粹老头儿，现在不是时候。当初，对于追捕大屠杀战犯一事，本部门的创始人是抵触的——艾希曼的那桩案子除外一一因为他们知道，谍报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而追捕任务会分散有限的精力。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今天。在维也纳逮捕拉德克会给整个欧洲造成负面影响，那里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会变得危如累卵。对于那些弱小的奥地利犹太社区来说，这样的行动也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因为那里的反犹主义树大根深而且暗流汹涌。如果犹太人在街头遭到了袭击，我们怎么应对呢?你认为奥地利当局会动一根手指去阻止吗?最后，他摊牌了：为什么起诉拉德克就该是以色列的义务呢?让奥地利人去干嘛。至于美国人，让他们管好自己的事吧。只要揭露拉德克和梅茨勒的身份，然后任由事情发展就好了。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的，那样一来，我们也不必搞出绑架行动那样夸张的动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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