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把手伸向门铃，然而还不等按下去，一阵鸣声就响起来，门闩弹开了。他推开大门，穿过前庭。刚走到门廊，房门就开了，门口站着一名男子，身穿正装，松垮垮地系着领带。他毫不掩饰地露出了肩部的枪套和里面的格洛克手枪。克鲁兹对此情景并不惊讶，他很熟悉这个男人。他是国家警察署的前任警官，名叫克劳斯·哈尔德。是克鲁兹雇了他来给老头儿当保镖的。哈尔德通常只在老人外出或在家会客的时候才陪在他左右。他的出现，如同那个午夜打到克鲁兹家里的电话一样，都不是什么好征兆。
“他在哪儿?”
哈尔德没言语，只是看了看地板。克鲁兹解开雨衣纽扣，走进了老人的书房。隐藏在墙面里的拉门开了，一间小小的、胶囊般的电梯正在等候着。他走进去，按下一个按钮，电梯向下开动了。几秒钟后，电梯门再次打开，眼前是一间地下密室，室内的装潢是柔和的黄色调和巴罗克式镀金纹饰，体现了老人的品位。这间屋子是美国人为他建造的，为了让他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避免遭到俄国人的监听。他们还建了走廊，走廊入口是不锈钢的防爆门，门上装着一套复合门锁。在维也纳，知道这条走廊通向哪里、另一端又住着谁的人极少，而克鲁兹就是其中之一。
老头儿坐在一张小桌前，眼前摆着一杯酒水。克鲁兹看得出他很不安，因为他一直在玩转着玻璃杯，向右两圈，向左两圈。真是个奇怪的习惯，克鲁兹心想。老头儿的动作让人感到如临地狱。他琢磨着老头儿的这个习惯可能是从前世带来的，来自另一个世界。克鲁玆想象着这样一幅场景：一名俄国的政治委员被锁在一张审讯桌前，老人就坐在桌子另一端，从头到脚一身黑色，一边玩转着杯子，一边用那双深不见底的蓝眼珠盯着受审的猎物。克鲁兹的心一阵狂跳。那些可怜的杂种们，他们要是见了这阵势，怕是还没动真格的，就得吓出屎尿了。
老头儿抬头看过来，杯子也不转了。他冷冷的眼光凝视着克鲁兹衬衣的前襟。克鲁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扣子扣错了位。他是摸着黑穿的衣服，为了不弄醒妻子。老人指了指一张空椅子。克鲁兹扣好扣子，然后坐下来。老头儿的杯子又开始转起来了，右边两圈，左边两圈。右，右，左，左。
他不打招呼也不作铺垫就开始发言了，似乎只是刚才被一阵敲门打断了谈话一般。老人说，在过去的七十二个小时里，他们发动了两次行动，为的是取那个以色列人的性命，一次在罗马，第二次在阿根廷。不幸的是，两次都没得手。在罗马，显然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同事救了他。在阿根廷，情形要更为复杂些。有证据显示，如今美国人也参与进来了。
当然，克鲁兹满腹疑问。通常情况下，他会管住自己的嘴巴，等老头儿把话讲完。然而此刻，他只睡了半个小时就被人从床上叫起来，于是再也顾不上一贯的涵养功夫了。
“以色列人去阿根廷做什么?”
老头儿的脸沉下来，他的手也凝住不动了。克鲁兹越界了——在界线的一边，是他所知道的老头儿的过去;另一边，是他永远也不该知道的东西。在牢牢的盯视之下，他感到自己的胸口紧绷起来。这个男人有能力在七十二小时内在两个大洲策划两次刺杀行动。把这样的男人激怒可是非同小可。
“你没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阿根廷，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有没有到过那里。你只需要知道事情的后果很严重。”老人又开始转杯子了，“你也许能料想到，美国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的真实身份，我在战争中做过的事情，没什么可以瞒得住的。我们当时是盟友，我们并肩作战，对付共产主义。从前，我一直认为他们不会轻举妄动，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个人有什么忠诚，而是因为有些事情抖落出来会造成尴尬。我对他们从来没抱什么幻想，曼弗雷德，我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婊子。他们找上我是因为那时他们势单力薄，又需要帮手，不过如今冷战结束了，我就像个被甩的女人，他们情愿把我给忘了。现在，他们和以色列人又蜜里调油的……”他没有把话说完，“懂我的意思吗，曼弗雷德?”
克鲁兹点点头：“我料想他们也知道彼得的事。”
“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有能力摧毀我，还有我的儿子，不过那样他们自己也会惹一身臊。我曾经以为他们肯定不敢把我怎么样。现在，我不确定了。”
“你要我做什么?”
“严密监视美国和以色列大使馆。对所有已知的谍报人员实行跟踪监视。注意监视空港和火车站。还有，联络你在报界的线人。他们有可能泄露机关，造成致命的后果。我可不想毫无防备地被人逮住。”
克鲁兹低头看着桌子，在抛光的桌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如果部长问我为什么对美国和以色列投人那么多资源，我该怎么应对?”
“当下最危急的事情是什么，不用我提醒你吧，曼弗雷德?怎么向部长交代是你的事，只要达到目的就行。我不能让彼得输掉这次大选，你懂吗?”
克鲁兹抬头看着那双冷酷的蓝眼睛，他再次看到了那个从头到脚黑色穿戴的男子。他闭上眼睛，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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