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姆龙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抓人从来都是行动中最简单的一步，阿德里安。把他带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凝视着地图。还有五十英里到捷克边境。开吧，奥代德，他心想，打起十二分精神，用心地开车吧，就像这辈子从没开过车一样。
36
维也纳
奥代德驾车参加行动不下十余次，不过从来没经历过眼下的状况——没有尖叫的警笛，没有旋转的蓝色警灯，后视镜里也从来没有过一双拉德克的眼睛与他四目相对。从市中心出发后，他们的逃逸之旅比预计的要顺利。晚间的车流滚滚向前，没有遭遇什么阻塞，但是车流却空前密集，以至于没办法为他们的警笛和警灯让路。拉德克反抗了两次。每次折腾都被纳沃特和泽尔曼残酷地镇压下去。
此刻他们正在E461公路上向北疾行。维也纳的车流看不到了。雨水结结实实地落下来，随即又在挡风玻璃边缘结成冰。一块路牌一闪而过：捷克共和国，42公里。纳沃特回过头看了很久，接着，用希伯来语告诉奥代德关掉警灯和警笛。
“我们去哪里?”拉德克艰难地喘着气，问道，“你们带我去哪里?哪里?”
纳沃特没说话，就像加百列指示的那样。让他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直到脸色变绿为止。加百列说道。不要让他从答话中获得满足。让不确定的感觉始终撕咬他的心。如果角色转换过来，他就会这样做的。
于是纳沃特望着一座座村庄在车窗外闪过——米斯特巴赫，维尔弗斯多夫，艾德伯格，心里单单想着一件事：在斯托伯巷的拉德克寓所里，那个被他打昏在门廊里的保镖。
普伊斯多弗出现在眼前。他们加速穿过村庄，接着转入一条双车道公路，穿过大雪覆盖的松林，向东驶去。
“我们去哪里?你们带我去哪里?”
纳沃特再也耐不住性子保持沉默了。
“我们回家，”他厉声说道，“你跟我们一块儿走。”
拉德克强撑着露出一个冰冷的微笑：“今晚你只犯了一个错误，兰格先生。你应该抽空杀了我的保镖。”
克劳斯·哈尔德睁开一只眼睛，接着是另一只。一团漆黑。他纹丝不动待了一阵子，想搞清楚此刻身体的位置。他是向前跌倒的，双臂摊在两侧，右脸颊紧贴着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他想抬起头来，一阵雷鸣般的疼痛轰击了他的脖子。现在他想起了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伸手拔枪，却从后面挨了两记重击。是那个苏黎世的律师，奥斯卡·兰格。显然，兰格不仅仅是个律师。他是个做内应的，就像哈尔德开始担心的那样。
他支撑着跪起来，然后靠着墙坐着。他闭上眼睛，一直等到天地不再旋转为止。接着他揉了揉后脑，肿起了一个苹果大小的包。他抬起左手手腕，眯着眼看了看手表的荧光表盘：五点五十七分。事发时是几点钟?五点过了几分钟吧，至少五点十分了。除非他们在斯蒂芬广场有一架直升机做接应，否则他们应该还在奥地利。
他拍了拍运动夹克的口袋，发现手机还在。他摸索着拿出来，拨了号。两声铃响。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克鲁兹。”
三十秒钟之后，曼弗雷德·克鲁兹将电话一摔，思忖着对策。最显而易见的反应是拉响警报，通知全国警署的各单位，一名老者遭以色列特工绑架，命令他们关闭边境，封锁机场。这样的举动会引来许多不方便的问讯。沃格尔先生为什么遭绑架?他究竟是什么人?彼得·梅茨勒的候选人资格会因此丧失，克鲁兹的职业生涯也就此完蛋了。即使在奥地利，这样的事情也足以要了他的命。克鲁兹以前见得多了，他知道这样的问讯一旦从沃格尔身上开始，人们就一定会没完没了追问下去。
以色列人知道他一定会束手束脚，他们选择的时间恰到好处。克鲁玆必须想一个更巧妙的干预手段，既可以阻止以色列人，又不会破坏任何进展中的计划。他拿起了电话，拨了号。
“我是克鲁兹。美国人通知我们，他们认定‘基地组织’的一个团伙今晚可能在我国境内驾驶机动车转移行动。他们怀疑‘基地组织’成员可能同欧洲的同伙一道行动，目的是更好地混入周围的环境。现在，我要启动反恐怖预警网络。请将边境、机场、火车站的安全警戒等级提高到第二类。”
他挂了电话，凝视窗外。克鲁兹已经向老头儿抛出了一条救生索，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抓得住它。克鲁兹知道，即使他抓住机会脱身了，自己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一一以色列的抓捕团队该怎么处理呢?他从西装前胸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片。
“如果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谁呢?”
“暴力。”
曼弗雷德·克鲁兹伸手去抓电话。
自从回到维也纳以后，修表匠很少有机会走出他在斯蒂芬大教堂的小店。他旅行得太频繁，所以积欠了许多工作等他完成，这其中包括一台维也纳彼德麦式样的标准钟，是由著名的维也纳钟表师伊格纳茨·马琳泽勒于1840年制造的。红木外壳完好无损，然而一块镀银的表盘却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修复。标准钟的手工机芯被分拆成了几个部分，小心地摊在他的工作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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