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真的记不得那些被他下药或杀死的病人都叫什么名字了。就好像他对待自己逐渐增厚的人事档案一样，没什么可在意的。有些护士总抱怨，当库伦独自拉上帘子给那些病人洗身上的时候，总是给病人用太多的浴液，好像他们都脏得跟油桶似的，不知在搞什么，耽误那么久的时间，显得其他护士很不敬业的样子。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一连串用药上出现的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12查理曾经被抓到给某些病人胡乱推荐未遵医嘱的药物，他还从某些病人那里私自扣掉了医生开的处方药。护士长蕙兰实在是无法解释，这个曾经的明星雇员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大的转变，还出现这么多奇怪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她太担心了，便去检查了库伦那几个病人的病例和日常记录的表格，那上面可不是一般的错误。每次他给病人错误用药，都没有记录到日常的表格上，而且他还扮演医生的角色，干医生都不应该去干的事情。库伦护士甚至给自己预定了实验室的检测，那些要求都具体得出奇，好像他正在特意安排找什么东西。
查理用一剂地高辛干掉那个老家伙杰西·爱琴10天之后，7月19日早上，蕙兰护士长将他叫到了一个空房间开会。她实在是没法从自己看到的这些杂乱无章的错误中找到什么规律，所以她打算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再出现一次这样的事故，查理就会被停职。
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凯瑟琳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的这件事儿已经给查理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他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来自护士长的这次威胁。再有一次，这太不公平了。查理感觉不仅仅是蕙兰一个人这么看他，整个办公室的人应该都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干脆跟蕙兰摊牌，就在那间封闭的屋子里。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是个坏人，他干脆直接辞职好了。他可以现在就辞职，如果这能让他们高兴的话。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查理生气地离开了那间屋子，摔门而去，生气地开车回了家。他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打字机，把这件事落实到了官方文件上，并且真的交出了单位钥匙。这次的辞职信上全篇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字里行间全是“!”和“?”用来强调语气。他很生气，所以发泄出来的感觉很爽。他告诉他们，自己即将拥有170个小时的带薪休假(他因为完美的出勤率而应得的带薪假期)，但是其实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大可不要。他可以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留着吧”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他让他们用这些剩下来的奖金另寻他人。这可是种很宽厚的姿态，跟自寻死路差不多了。除了一个仗义却心存委屈的人、一个纯粹善良的好人外，谁愿意将这样的便宜丢开不要?尤其对查尔斯·库伦这种陷入窘迫之境正缺钱的人来说。查理开车找到了一个邮筒，陶醉于这些话给自己带来的后遗症里，无法自拔。他将金属把手扳下，把信从缝里塞了进去。在回家摔门坐下之后，还是不放心，又跑回去看了一眼。当他发现那封信真的被邮走了之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飞速跑回家，重新快速起草了另一封信，期望着可以赶上头一封，但很明显，想挽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蕙兰收到了查理的辞职信后欣然接受。他可以在一些没人愿意值班的时间段替班，但严格说来顶多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派遣员，以后结工资就按天算了。查理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亨特医院的排班表上。不过，他后来再也没真正露过面，而是独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地下室公寓里，任由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这种时刻，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忽略他们，他屏住呼吸，决定将自己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给所有人看：他的前妻、他的家庭、米歇尔、凯瑟琳、蕙兰……最后，电话铃声还是停了。
上帝关上了那个曾经照在他身上的聚光灯，到头来只剩他孤身一人蜷缩在地下室的公寓内，时不时地看看空空如也的邮箱。最后一封来自亨特医院的信摆在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讽刺的祝福语：“祝您以后前程似锦，事业顺利。”查理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电子打字机，将当初跟妻子离婚时那个辩护律师写的陈述信拽了出来，将自己的悲惨境遇套用在那个咄咄逼人的语境和格式中，显得很官方，而且充满威胁的味道：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面试新人。在劳瑞塔找我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曾经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还问了劳瑞塔：“既然你们还没做出关于查理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面试?”
那个人所得到的回应是这样的：“这件事压根儿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太不稳定了。”
如果劳瑞塔可以如此随意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的其他同事我是个不稳定的人，那她也应该毫不掩饰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她没有坚持让我接受检查，或是至少不要让我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同事继续工作;她还应该向他们解释，干吗还要提供给我一个兼职岗位。
查理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正在跟自己较劲儿的这个事实，他只是觉得自己在很正常地争辩而已。这个三段论般的演绎推理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护士就不应该被排到值班表上。这是医院的管理层决定将他放到那个值班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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