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这封古怪的信，连一丁点兴趣都没有吗?」
「凭着我的坏名声，我认识的罪犯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不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偶一为之。」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反驳。「这封信写在便宜的大裁尺寸纸张上，从伦敦东区投邮，没有指纹或其他可以比对身分的特征。我能拿它怎么办?不过笔迹是够怪异的了。我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字迹。」他仔细审视着那一页信纸。
「你能采取哪些步骤?」我再问了一次。
「亲爱的华生，我采取的是所有步骤中最好的一个——把那玩意儿丢进字纸篓里。」他把那张纸朝着他书桌的方向扔，然后硬是把话题转向理查·欧文在比较解剖学领域中的贡献。
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看到福尔摩斯摊放在书桌上的备忘录，才知道他非但没有丢掉那封信，甚至还将它小心翼翼地贴在「杂类信件」项目下。我本来打算问福尔摩斯是否找到什么线索，但我的同居人突然带着来自钱伯威尔的紧急求助信出现，把这件事彻底赶出我的脑海之外。
01 两宗罪行
我逐年记录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公私生活，有些人恭维我的这些尝试，甚至以学者的研究方法探究至今;而他们已经论证过，我在精确编年史的方面屡有闪失。有人好意找借口替我开脱，说是因为笔迹潦草或者文学经纪人的粗心大意，这些用心我虽然感激，却必须先承认，我的错误不管多惊人，全都是故意的。这当中一方面是来自福尔摩斯的坚持，一方面是我自己天生的谨慎，常常让我无法做到对传记作者来说十分宝贵的精确度。有时我为了掩饰大案而被迫改变琐碎小案的日期，或是更动人名与情境细节，但是我仍尽力保持事件的核心真相，要是少了这一点，写什么都成了无的放矢。然而在这一桩案件中，任何含糊其辞的做法都会显得荒谬，因为知道这些事实的不只有伦敦人，而是全世界都关注。所以我应该根据福尔摩斯跟我的遭遇，写下全盘真相，绝不省略与此案有关的任何细节，毕竟在我跟我这位杰出友人受邀破解的所有案件之中，以这一连串的罪行最令人痛心。
事实证明一八八八年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相当重要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他为欧洲某皇室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同时继续先发制人，遏阻了詹姆斯·莫里亚提教授的行动。就我的朋友所知，这位教授对伦敦黑社会的控制力变得愈来愈明显了。当年有几件备受瞩目的调查行动，让大众见识到福尔摩斯卓越的能力，其中包括故障油灯引起的骇人事件，还有维多莉亚·门多萨太太的顶针神秘失踪及其后果。吾友的聪明才智一度在晦涩的专业研究中枯萎，但在那一年却发光发热，带来相当令人满意的好名声。
尽管随着福尔摩斯无所不知的美名水涨船高，日子也跟着忙碌起来，但是在八月初，银行休假日的次日傍晚，我们还是闲闲没事家中坐。福尔摩斯正在分析一种美洲蛇毒的化学成分，最近证实了这种毒几乎是无迹无痕的;而我则埋头细读当天的报纸。让我高兴的是，向来最难以捉摸的伦敦阳光，正在建筑物上空发光发热，窗边还有一阵生气蓬勃的微风飘送——我打开其中一扇窗当成安全措施，以免福尔摩斯的化学实验出什么差错。就在这时，最新出刊的《星报》里有则新闻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实在难以理解，」我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会使一个杀人犯这样彻底地亵渎人体。」
福尔摩斯完全没抬头，就评论道;「也可以这么论证，对人体最极端的亵渎行为，就是终结它在尘世的用途;也就是说，所有杀人犯都分担了这个特定罪状。」
「但这真是相当过火。报上说白教堂区发现某个身分尚未查明的可怜女人，她被乱刀刺死。」
「很可悲，但这称不上是离奇事件。我猜她在那一区工作，以便换取饮食和每天的栖身之地。这种可怜的失足妇女，特别容易刺激与她们结交的男性犯下冲动的罪。」
「福尔摩斯，她被刺了二十刀啊。」
「然而按照你无懈可击的医学评估，一刀就够了。」
「唔，是的，」我的声音颤抖着。「显然这恶棍在她丧命之后，还继续砍杀她好一阵子，或者至少血迹模式表明如此。」
侦探微微一笑。「我亲爱的华生，你真是最有同情心的绅士。虽然你可能会原谅在绝望或复仇煎熬中犯下的冲动罪行;我知道你这么做过。但是对于这样病态的残虐行为，你却看不出任何可取之处。」
「你可以这么说。」
「坦白说，我也无法想像自己愤怒到全无理智，连续痛击我的受害者。」他这么承认。「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吗?」
「警方还一无所知。」
福尔摩斯叹了口气，把他的科学研究材料推到一旁。「我的大善人啊，要是你我有这种能耐让整个伦敦安全就好了，但现在就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沉思，别去想我们的市民同胞能堕落到什么地步，转而去好好探究我们能否赶上皇家亚伯厅七点半开演的〈布拉姆斯E小调四号交响曲〉吧。我哥哥迈克罗夫特要我注意那位第二大提琴手;要是我在这位绅士的地盘上观察他的时候有你作伴，我会很感激的。」
后来，夏洛克·福尔摩斯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办完那桩第二大提琴手案，而且才一结案，就得到来自英国政府内阁部门的重重酬谢;他哥哥迈克罗夫特正是该部门的重要成员。我自己对于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的高层要职略有所知，那在当时是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因为他偶尔会动员弟弟参与国安层级的重要调查行动——对于这类事件，无论夏洛克还是我，本该是连一点蛛丝马迹都不应得知。总之，相当遗憾的是，随后几周除了最平庸无奇的罪行以外，什么都没发生。这段时间我的朋友陷入忧郁懒散的状态，我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极大压力，更别提我们的房东哈德逊太太有多难受了。福尔摩斯老是主张，要是他这种情绪又发作时，我们应该彻底放任他不管，但身为一个医师，我很怕又看见他那支小小的、保存得完美无瑕的皮下注射器，还有事关重大的药局之行。而且这些物品与现象都向我保证，要是我不采取任何步骤限制我的朋友，他就会在几天或几周之内开始自我毁灭。因此，我只好徒劳无功地扫视报纸，又徒劳无功地试图说服福尔摩斯，无论是不是在白教堂区，一个女人都不该被刀戳那么多次。最后，我甚至发现自己有那么一瞬间抵触了良心，偷偷渴望着某种耸动的不幸事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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