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
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不过受形势所限，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戰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如果不是你来找我，我几乎已经忘了。”
钱学礼交给我的，是老房子的钥匙，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
这时，陈广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连声说：“快到了，快到了。”给钱学礼鞠了个躬，退出门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
在小王庄办完案子，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看看天色还亮，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
这是坐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红砖青瓦，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如果放在以前，也许还算雅致，现在由于荒置已久，院子里杂草丛生，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这时已届黄昏，院落四周芳草萋萋，人迹罕至，我心里不禁油然生出孤独、苍凉的感觉。
推开虚掩的院门，拨开没到小腿的杂草，有一条弯曲的鹅卵石小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房门，头顶有离群的大雁在咿啊而鸣，微凉的风掠过面颊，把我的头发吹得一绺绺地向后飞扬。我壮起胆子，快步走向房门，见硕大的铁锁已锈迹斑斑，显然许久不曾动过，不知这把钥匙还能否打开。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左右转动两下，那锁居然“咔嗒”一声弹开来。我心中一阵狂喜，取下锁，轻轻向里推动房门，滞涩的门轴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一股陈腐的味道扑鼻而来。房内久无人居，早已断了电，我拧亮事先准备好的照明灯，打量下室内的环境，稍犹豫了一下，揭开真相的决心战胜了怯意，我义无反顾地向钱学礼指示的方位走过去。
储物间位于平房的西北角，只有五平米大小，一道窄窄的门已破旧不堪，歪歪扭扭地勉强站立。我的手才搭在上面，门就迎面向我倒下来，呛人的灰尘四散飞扬。我忙向后退两步，门身平展展地拍在地上。除去照明灯的光线覆盖的范围，四周漆黑一团，门板发出的响声震得心脏中狂跳不已。我手抚胸口，平息自己惊慌不安的情绪。这时，静寂中忽然响起嗒的一声，像是两个物体撞击的声音，虽然轻微，却清晰可闻。我吓出一身冷汗，忙用照明灯向声音来处照去，静悄悄的并没有异样。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疑神疑鬼，深吸一口气，借助照明灯的光亮打量储物间里的陈列。
狭小的储物间里堆放得杂乱不堪，纸箱、包裹、旧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钱学礼描述的那个印花纸箱被压在一大包旧衣服下面。我屏住呼吸，不顾浓重的灰尘，一手持灯，一手把一团团的旧衣服挪开。这时身后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人不均匀的呼吸。我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转过头大喝一声：“谁?”声音被恐惧扭曲得尖锐刺耳，对面却悄无声息。
我警觉地一步步向声音来处走过去，用照明灯画着圈，以扩大视野范围。寂寞的老屋里，灰扑扑的墙壁、乌涂涂的地面、乱糟糟的陈设，除去我，并没有第二个活物。也许是老鼠，我这样安慰自己。
又折回去，打开印花纸箱，取出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四个绒面日记本，翻开已微微泛黄的扉页，赫然写着“古若诚日记”五个正楷字。我长舒一口气，终于拿到了，也许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尘封在这里。我把日记本塞回牛皮纸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脖颈右下方有沉重的压迫感突兀袭来，我脑海里一阵晕眩，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郭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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