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恕摇头说：“对大洼县刑警队，我们只能行使建议和业务指导的职能，无权进行行政干预，而且我们离队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在考虑，是不是让高局想想办法，把结案时间往后推一推?”
他的话没说完，供我们使用的专线电话就响起来，看号码正是刑侦局长高大维打来的。这些日子他的爱将沈恕在外，高大维对这起案子挺上心，不时打电话来过问案情进展。
“大洼县委给市局发了个函，说砖窑女尸案成功告破，感谢市局的大力协助，并以嘉奖的名义给市局拨了3万元办公经费。你前天还在电话里说案子错综复杂，恐怕没有十天半月揭不开盖子，怎么突然就破了，你又不尽快通知我，搞得我很被动。”这次高大维的语气却有些异样，虽然尽力在控制语气和措辞，但还是有些不满。
这部老话机的收听功能不好，话筒像扬声器一样，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注意到沈恕的脸色变了，也许他并没预料到大洼县委，或者说张韬光会来这一手。说实话，要论到整人、琢磨人，屋子里这几个绑在一起恐怕也不是张韬光的对手，但要论谋事，可能经验最少的于银宝都要甩张韬光几条街。沈恕稍许停顿，随后原原本本地把大洼县公安急于结案立功的过程汇报给高大维。
高大维未亲临现场，在电话里无法判断双方孰是孰非，但他对沈恕一向很有信心。我们听到话筒里传出声音说：“大洼县委和公安局的态度很明显，采取了先入为主的姿态，我们暂时又拿不到证据，只好避一避，你们先撤吧，回来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沈恕答应着放下电话，于银宝气得瞪圆了原本细长的眼睛，说：“他张韬光怎么敢?他就这么玩手段，咱楚原就是被这帮不干人事的小人搞得乌烟瘴气的。”
沈恕说：“你生气也没用，就按高局说的，暂时撤兵，如果能收集到证据，还可以重新启动案子。”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打道回府，心里憋着一口气，感觉有些灰溜溜的。
12.重新调查
2003年3月20日上午。阴有小雪。
楚原市公安局技侦处。
年后是刑侦工作的淡季，我上午闲来无事，坐在电脑前整理近二十年来发生在楚原乡下的凶杀案，按照作案的动机、手段、处理尸体的途径等，把它们分门别类。农村凶杀案的特点比较鲜明：作案诱因多为生活琐事，如邻里纠纷、财物纠葛或男女情事;作案手段单一，以利器伤最常见，凶器包括菜刀、斧子、镰刀;抛尸地点则有山林、河流、荒郊野外等。
我一边整理，一边挂念着砖窑女尸案，如果沈恕判断得不错，砖窑里的女尸不是张芳，那张芳现在怎么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已经遇害，凶手把她的尸体藏在哪里?
正想得出神，手机显示屏忽然闪亮，演奏起雄浑豪迈的《国际歌》。当时流行下载“红色歌曲”当作电话铃声，我开始下载的是国歌，以此彰显我时刻心系祖国的赤子情怀，却遭到于银宝的强烈反对，说按照传统习惯，听到国歌时应该肃穆起立，以表示尊敬，但我显然做不到每次来电话都起立接听。我想了想，他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就把手机铃声换成了《国际歌》，从心系祖国升格成胸怀世界，而且从此不必每次都站着听电话。
是沈恕打来的，开门见山就说：“叶疯子果然失踪了。”
我一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说：“谁是叶疯子?”
沈恕说：“我们去大洼乡刘富贵家走访时，他提起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叫叶疯子。”
我记起来了，“你在调查她?”
沈恕说：“咱们回来后，我就派特情去了大洼乡，以及周边的几个乡镇，查访叶疯子的下落。许多人证实确有其人，而且已经有一个来月没见过她了，与砖窑女尸出现的时间完全吻合。”
他所说的特情是公安用语，是特别情报人员的意思，有些地区也叫作卧底或线人，特情多由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充当，他们更便于隐藏。
我说：“你怀疑砖窑女尸是叶疯子?可即使时间符合，也不能成为有效证据。”
沈恕说：“虽然没有有效证据，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系列的疑点和巧合。大洼县那边动作很快，据说关尚武已经对他奸杀张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方面正准备把案子移交到检察院。我几天前给省厅打了一份报告，掃详细列举了我的怀疑，建议对这起案子重新调查。昨天，省厅作出回复，同意我的意见，并与大洼县做了协调工作，允许重新调查，并且在必要时我们可以提审关尚武。”
我默然不语。沈恕这几句话虽然轻描淡写，但明眼人都能读懂个中玄机。可以说，每个稍谙官场的人都不会像他这么做。关尚武是什么人?一贫如洗，举目无亲，卑微得像一粒尘埃，他的死活没有人在意。沈恕却为了他一再违反规则，越级上报，这势必引起市局领导的强烈不满;重新调查，又会得罪大洼县委和公安。几个方面都不讨好。重新调查如果没有结果，上面对他的成见恐怕一辈子也扳不过来，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他的前途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说，沈恕是理想主义者，在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时刻，他选择了跟随内心的召唤，与世俗潮流对抗。在时下，理想主义者就是异类，就是幼稚、政治不成熟、没有大局观的代名词。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残酷打压下，已经所剩无几。只是，所幸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男人的热血、人性的光辉，让人觉得这个唯利是图的人间还有温暖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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