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河岸上爬下去，进入河谷，发现一辆皮卡，完全摔毁了。看起来是从桥上掉下来，一头扎进了河岸。开车的是个男人，伤得很严重。
“我想帮他来着，谢赫，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的摩托车载不了两个人，我也没法把他弄上河岸。我把他拖出驾驶室，怕万一卡车起火。可是他已经快死了，印沙安拉。”
那个快死的人求奥珀尔把自己身上的挎包送去马尔卡。那人描述了一下院子的情况：靠近街上的市场，从意大利人建的那些建筑一直向前，有扇对开带门闩的木制大门。
“他死的时候，我扶着他，谢赫，但我没法救他。”
披着长袍的人想了想他说的话，然后转过去看挎包里的那些文件。
“你打开过挎包吗?”
“没有，谢赫，那和我无关。”
琥珀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
“包里还有钱。也许我们碰上了一个诚实的人。贾玛，你怎么看?”
索马里人哂笑着。传教士冲那些巴基斯坦人说了一通乌尔都语。他们抓着奥珀尔走上前。
“我的人会回到那个地方。车子的残骸和我手下人的尸首肯定还在那，他们会检查的。如果你说谎，你肯定会希望你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期间，你就待在这里，等他们回来。”
奥珀尔又被关了起来，不过这次不是院子里那间破窝棚。机灵的人晚上肯定能从那里逃跑。他被带去了地下室。里面一片漆黑，地面是沙质的。他被锁在里面两天一夜，只给了他一塑料瓶水。奥珀尔慢慢呷着喝，喝得很省。放他出来，在上台阶的时候，百叶窗里射出来的阳光刺得他眼睛都眯了起来。他使劲眨着眼，随后又被带去了传教士那儿。
披着长袍的人右手拿着个什么东西，在手指上转来转去。琥珀色的眼睛转向了囚犯，盯住了惶恐不安的奥珀尔。
“看来你是对的，我的小朋友，”他用阿拉伯语说道，“我的手下确实开车撞上了河谷的堤岸，死在那儿了。原因是……”他伸出手，手指上捏着那个东西，“这个钉子。我的人在轮胎上发现了它。你说的是真的。”
他站起身，穿过房间走过来，站在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面前，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你怎么会说阿拉伯语的?”
“我自己业余学的，先生。我想看《古兰经》更容易些，也希望能读得更明白。”
“还会其他语言吗?”
“会一点点英语，先生。”
“你怎么会的那个?”
“我们村子边上有个学校。是个英国的传教士办的。”
传教士忽然不说话了，阴森可怖。
“异教徒。卡菲勒。那你从他那儿也学得亲西方了吧?”
“没有，先生。恰恰相反，这让我明白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给我们所造成的苦难，我恨他们。他教会了我去学习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和生活，愿他安息。”
传教士想了想，脸上终于浮现出微笑。
“这就是说，我们碰上了一个年轻人，”他显然是对他的索马里秘书说的，“他很诚实，不窃取钱物;非常有同情心，去完成一个将死之人的遗愿;而且希望只侍奉先知。他会说索马里语、阿拉伯语，还会说点英语。你觉得怎么样，贾玛?”
这种情形下，为了取悦他，秘书也同意，他们真的很幸运有这样的发现。不过传教士有个问题。他失去了他的计算机专家——这个人从伦敦给他带来下载的信息，而且从来不会暴露他实际是在马尔卡而不是基斯马尤的事实。只有贾玛能够在基斯马尤替代他，其他人都不会用电脑。
只是这样就少了一个秘书。不过现在面前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识文断字，包括奥加登方言，他能说三种语言，而且正在找工作。
这十年来，传教士能够得以幸存，靠的是近乎偏执的谨慎。他已经见证了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被尾随、被追踪、被锁定、被消灭。虔诚军、三一三旅、呼罗珊圣战联合会、哈卡尼氏族，还有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也门军，都是这样。有超过一半的人被人出卖。
而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镜头，经常换地方住，改换名字，总是遮着脸，掩饰眼睛的颜色，所以一直还活着。
他的随从都是他确定可以信任的人。他的四名巴基斯坦人可以为他去死，但他们没有脑子。贾玛很聪明，但他现在需要他去照看基斯马尤的两台电脑。
刚来的这个新人让他很满意。有证据表明他为人正直，也很诚实。如果让他为自己所用，就能昼夜保持监控了。他不用和别人交流此事。他需要一个私人秘书，且无法想象面前这个年轻人是个间谍。他决定冒险一试。
“你愿意做我的秘书吗?”他轻声问道。贾玛惊得倒吸了一口气。
“这真是太荣幸了，让人无以言表，先生。我一定对您忠心耿耿。印沙安拉。”
命令下达了。贾玛从院子里挑了一辆皮卡，开往基斯马尤，去接管马萨拉的仓库，以及用来传播传教士布道的电脑。
奥珀尔就住贾玛的房间，开始熟悉他的职责。一个小时之后，他戴上了那顶有着纽约标志的明红色棒球帽。这是在失事的卡车那儿拿到的，它之前属于一艘以色列渔船的船长。特拉维夫传来新命令时，船长只得放弃自己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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