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十五疑案_冯玉荣【完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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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中大火之后,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明成祖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宝玺被焚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残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带着宝玺逃跑了,借着宝玺他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种疑虑与担忧始终萦绕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所有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宫了。

  逃向何方

  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学者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它成书早于《明史》,为私人著述,权威性是被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他认为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据谷应泰记载,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走流亡。太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封着,锁也用铁灌注。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下令焚烧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砸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馀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于是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民间盛传当建文帝出鬼门时,门外正好有一艘小船,船中有一道士,呼建文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道士说:“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守候。”

  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其真实性让人怀疑,可谷应泰讲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难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了?

  在此后的一些典籍中,也出现了关于建文帝逃出宫所走密道的描述。《明史考证》有这样一段记载:“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熟虑矣。”但是传说中的密道是否存在呢?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的季士家老先生多年前发现,1978年太平门里一家叫南京钢锉的工厂要建栋新楼,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从挖出情况看,高度大概在两米五左右,宽度在两米左’右。当年发现地道的地方就在原来明皇宫的旁边。可这一个地道是否能直通皇宫?2005年6月的一天,季老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说在清凉山旁边的国防园发现一个明代涵洞。涵洞位于原明故宫的宫城外,在明代主要是为排水用的,但不下雨时,是没水的旱洞,完全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根据季先生的推断,这个涵洞很可能就是地道的出口。为了求生,建文帝使了一个火烧皇宫的金蝉脱壳计,从这个涵洞钻进地道逃走了。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逊国为僧,云游四方

  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当时建文帝被撵下台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无处藏身。因为当年建文帝大刀阔斧地“削藩”时,引起了藩王的恐慌和憎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哪个藩王站出来帮助建文帝,因此他只有去西南的贵州一带(当年贵州尚未建省,于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才正式建省)。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青海一带,很多地方都留有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

  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现存很多有关建文帝的历史遗迹和传说。在狮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扩建的正续禅寺,并没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宝殿中央端坐的却是建文帝身披袈裟、头顶摩戒的塑像。寺内大雄宝殿的柱子上,则有这样一副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联内所说的皇觉寺,指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为僧之所;“叔负侄”指朱棣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帝位。显然作此联的古人坚信朱允炆曾在此为僧,并寄以同情。

  联中“衣钵相传”语,概括了祖父朱元璋由僧为帝,孙子朱允炆由帝为僧的沧桑巨变。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有建文帝所作诗词数首,都是反映他在云南一带流浪生活的,如《宿永庆寺》、《罗永庵题壁七律两首》、《七言述怀》等。其中《七言述怀》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乾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据说这首诗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后,“决意东行”,拟回京参见新皇帝时所作。今日狮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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