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一段惨淡的日子，总是有各种莫名其妙、令人心惊的疑惑笼罩着我：这恐怖的一切究竟会在何时降临?警方在等待什么?他们如果采取行动，那桑戴克又会说些什么?
不知不觉，我们已熬过了四天。就在第四天晚上，诊所里挤满了候诊的病患时，彼得送来了桑戴克写给我的信，并坚持要亲手交给我。我接过信，读了起来：诺巴瑞博士告诉我说他最近听他住在柏林的朋友——一位研究东方古董的权威人士海尔·立德波根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在维也纳遇见过一名研究埃及古物的英国人。可惜他已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了。不过，根据他信中的若干描述，诺巴瑞博士怀疑那人可能就是约翰·伯林汉。
所以，我想请你今晚8点30分带着伯林汉父女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和诺巴瑞博士一起谈谈这事情。鉴于此事的重要性，希望你能不负所托。
桑戴克
看完桑戴克的信，我心中不免升起了一丝希望。让我觉得眼前的困境或许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而救援也会适时到来。我马上给桑戴克写了回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露丝，告诉她这件事。我把两封信都交给了彼得，然后情绪激昂地继续我的看诊工作。所幸病患已经没剩多少，诊所业务恢复了这个时段常有的清闲，这让我不必编造虚假的借口，可以直接找个空当前去赴约。
我到达奈维尔巷时还不到晚上8点。夏日的最后一道阳光正从古老的屋顶和烟囱之间慢慢地褪去，夜色渐渐袭来。距离约会时间尚有几分钟，我干脆放慢了脚步，边走边欣赏着道路两侧的商店和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纷纷拉下遮帘的店铺，以及从摩拉维亚老教堂传出的庄严的圣歌，暗示着一天的工作已进入尾声。多才多艺、热爱绘画和彩漆的费尼莫先生此时正一身白围裙坐在花园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得意地望着他的大丽花;一扇敞开的窗口边有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支油漆刷，耳朵上还夹着一支，正站起来伸展着四肢，旁边一个妇人灵巧地卷起一张大地图;一群孩子尾随着点灯人，陪着他执行今晚点燃路灯的任务;理发匠正把店内的瓦斯灯捻熄;蔬菜店老板叼着香烟走了出来，扣子孔里插着支紫菀花……和他们的父亲以及祖先们一样，这些淳朴善良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奈维尔巷居民。奥蔓小姐就自称是他们的后裔，住在隔壁的那位面貌和善的摩拉维亚妇女也是。他们和《旧集会法》时期著名的拉托布人有着渊源，其历史也可远溯至戈登暴乱戈登暴乱，因为新教徒对诺斯放宽对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不满，1780年6月7日晚示威者在伦敦街头到处放火。时代。至于住在巷尾那栋灰泥木屋里的老先生，据说从詹姆斯一世开始，他的祖先就一直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了。
我一边望着这奇妙的街景，一边赞叹着。一个来自旧时代的村落，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有如惊涛之洋中的宁静岛屿，又如躁动不安的沙漠中的绿洲。走着走着，我来到了伯林汉家的旧院子门前。远远地便看见露丝正站在房门口和奥蔓小姐说话。她显然在等我，她穿着一身暗沉的黑外套，戴着帽子和黑面纱。她看见我，便关上门，走了过来。
“你来得正是时候，圣丹坦大钟刚刚敲响。”
“是的，你父亲呢?”
“他已经上床休息了。他身体不太舒服，病得很厉害，我也没想强迫他起来。我想要是警方再这样拖下去，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但愿不会这么严重。”
眼看伯林汉先生为了女儿所受的可怕磨难而精神崩溃，我却没有任何字句可以抚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带着露丝我又一次走进了深深的小巷。刚才路过时见到的那个妇人正在窗口朝我们点头微笑，费尼莫先生也拿下烟斗，轻轻抬起帽子和我们打招呼，露丝优雅地鞠躬还礼。在通过盖着遮棚的小道进入菲特巷时，我发现露丝突然左顾右盼起来。
“你在找什么?”我问。
“这儿附近有警察。”她的语气很平静，“还好，今天倒是没看见他。要是让那可怜人等得太久，那可就罪过了。”说着我们转入了菲特巷。她小心翼翼地搜索着暗中监视她的便衣警察的踪影，这让我很难受，而她语气里的嘲讽和无奈尤其令我心痛，让我想起我们初识时她那种令人不快的冷静和自持。然而，我又不得不佩服她在身处厄运时的那份淡然。
“我们还是说说关于这次会面的事吧!你的信写得非常扼要，我想你当时一定很忙，没时间写得更详细。”露丝突然说道。
“确实如此，不过详细的内情我还不能告诉你。我只知道，诺巴瑞博士手上有封很重要的信，是他住在柏林的一位名叫立德波根的埃及学专家写的。这个人在信中提到，大约一年前他在维也纳遇见过一个英国人，这个人诺巴瑞也认识。不幸的是，他已不记得那个英国人的名字了。可是根据信中的一些描述，诺巴瑞认为那人可能是你的伯父约翰·伯林汉先生。倘若他的猜测没错，这个案子就有希望了。所以，桑戴克才急着让你和你父亲跟诺巴瑞见个面，好谈谈这件事情。”
“哦。”露丝陷入了沉思。
“看你的表情，你好像并不兴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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