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束美丽的白色菖蒲花。送花来的小伙子穿着灰色制服，帽子上绣着花店名字：布尔吉格诺。我先看了一下卡片，上面写着“我会随时满足您的愿望”，然后是一个潦草的签名。我笑了，真的想象不出那个冷峻的希尔加斯会写出这么可笑的甜言蜜语。我把花拿到厨房，解开花束上的带子，请玛尔提娜把它们放到水里，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在那一串长长短短的横线中间，我立刻读出了丝带上的信息：找个百分之百可靠的人帮忙，没有恶迹也没有政治牵连。
指示收到了。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她打开门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努力忍住冲上去拥抱她的冲动。她困惑地看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然后用她的目光寻找我的目光。但是也许我帽子上的面纱挡住了她的视线。
“女士，您有何贵干?”最后她问。
她比以前更瘦了，明显能看到岁月的痕迹。虽然还像以前一样娇小，但是更干瘦，更显老。我笑了，她还是没有认出我。
“我给您带来母亲的口信，马努埃拉女士，她现在在摩洛哥，又开始做针线活了。”
她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没有听懂。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精心打扮，但是头发已经好久没染了，深色的衣服也磨得很破旧，一看就是穿了好几个冬天的。
“我是希拉，马努埃拉女士。小希拉，您的雇员多洛雷斯的女儿。”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于是我弯下腰跟她保持在同一个高度，拉开帽子上的网眼面纱，好让她看清我的脸。
“是我，马努埃拉女士，我是希拉。您不记得我了?”我小声说。
“上帝啊，我的圣母啊!希拉，孩子，真高兴啊!”她终于反应了过来。
她抱住我哭了起来，我努力忍住不跟着一起掉眼泪。
“快进来，孩子，快进来，别站在门口。”她稍稍平静了一点儿，“不过你现在真漂亮啊，丫头，我都没认出来。进来，到客厅来，告诉我你到马德里干吗来了，你过得怎么样，你母亲怎么样?”
她把我带到了客厅，旧日的回忆又丝丝缕缕地涌上心头。我小时候度过的无数个三王节[15]里，都由母亲牵着手来到这个房间，每次我都会激动地猜测马努埃拉女士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这栋位于圣塔因格拉西亚大街的房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套很大很气派的公寓，虽然没有她在祖尔巴诺街上的时装店豪华，但是比我们在瑞登迪亚街上的家胜过百倍。但这次我才发现，童年的回忆跟现实原来差得很远。马努埃拉女士终身未嫁，一直住在这栋既不大也不豪华的房子里。这不过是套中等大小的公寓，布局也不够合理，阴冷、黑暗，装满了沉重的家具，厚厚的丝绒窗帘几乎透不过一丝光线。一栋普通的房子，屋顶上有好多漏雨的缝隙，墙上的両也已经失去了颜色，角落里铺着破旧的钩花呢绒。
“坐吧，孩子，坐吧。你要喝点儿什么吗?我给你弄杯咖啡?不，其实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烤的苦菊茶，你也知道现在这时候弄点吃的太难了，不过加上牛奶味道也差不多。虽然各种饮料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弄不到。糖我没有，我已经把定量配给本给了一个邻居，她家有孩子。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无所谓了……”
我抓起她的手，打断了她的话。
“我什么都不喝，马努埃拉阿姨，您不用担心。我来只是为了问您一件事。”
“好，你尽管问。”
“您还在做缝纫活儿吗?”
“不，孩子，不做了。从一九二五年关闭时装店以来，再也没有做过。顶多也就是给一些邻居或朋友做些零碎的小东西。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做的最后一件大的衣服就是你的婚纱，可你看你后来……”
我不想听到由这个话题引发的评论，所以没有让她说完。
“那您现在愿意跟我一起做吗?”
她好半天没有回答，呆呆地看着我。
“你是说，重新开始工作?重新开始做衣服，就像咱们以前做的那样?”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希望能让茫然的她感染上一丝乐观。但是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转移了话题。
“那你母亲呢?为什么你不跟她一起做，而来找我?”
“我刚才说了，她还留在摩洛哥呢。内战期间她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好像害怕墙外有人会听见然后去告发，“有一天下午，她突然来找我，很突然，毫无预兆，就像你今天来一样。她告诉我有人给她准备好了一切让她去非洲，说你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了，还找了人要把她带出马德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吓坏了。她来问我的意见，问我怎么看这件事。”
我脸上的妆也许能掩盖她这番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时母亲会在走还是不走这件事情上犹豫。
“我跟她说，走吧，越快越好。”她继续说，“马德里是个地狱。我们都受了很多苦，孩子，我们所有人。那些左派分子，日夜抗战不让国民军打进来。而右派分子却日思夜想盼着早日攻下马德里。只有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人，比如我和你母亲，苦苦煎熬，盼望着这场噩梦早日结束，可以继续在和平中生活。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哪个政府来管理城市，也没有任何人能在混乱的局面里维持秩序。所以我给了她肯定的建议，劝她走，离开这个地狱，不要错过跟你团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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