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一假说应用到这次的问题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刚果雨林中出现了新型病毒，感染了姆布提人，促使其发生了进化。
接下来，鲁本斯调查了针对姆布提人的病毒感染进行过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名为古贺诚治的日本病毒学者曾对姆布提人感染hiv病毒的情况做过实地调查，而调查对象恰好包括康噶游群的四十名成员。说不定，古贺博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检测出了导致人类进化的未知病毒。
鲁本斯的学术兴趣被点燃，他立刻索要了日语书写的原始论文，交给国家安全局翻译。但遗憾的是，结果令人失望。古贺做调查的时间在可疑俾格米孩子出生七年前，也就是距今十年前，而且康噶游群的四十名成员都没有感染病毒。
由于新型病毒可能是在古贺博士的调查后产生的，所以在拟定应对计划时，鲁本斯没有排除进化在若干个体身上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大量研究结束后，鲁本斯暂时放下心来。看样子，“抹杀”这一最糟选择可以避免。只要超人类可能通过病毒感染诞生，就不可能通过杀光康噶游群的成员来根除威胁。这样的大屠杀应该是不会获得允许的。
比较剩下的两个选择——“放任”和“捕获”，就不得不放弃前者。倘若可能破解最高强度密码的高智能生物，落入假想敌国手中，那将是极度危险的。
但不可否认，“捕获”这个选择也包含风险。根据《海斯曼报告》，超人类拥有“凭我们的悟性无法理解的精神特质”。面对我们发起的捕获行动，对方将作何反应是无法预测的。为了避免不测，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敌对行动，决不能心慈手软。
所以，计划的第一部分是调查。将由特种部队护卫的专业队伍送进当地，确认皮尔斯发出信息的真伪。
事实确认之后，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即“将康噶游群的成员及所有计划执行者隔离”。之所以连计划执行者也要隔离，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在当地的活动中感染病毒。任务完成之时，必须捏造隔离理由欺瞒计划执行者，比如为了避免埃博拉病毒或其他类似致死性病毒的蔓延。
计划的第三阶段，是对所有被隔离的人员进行生化检测，确定是否存在导致进化的病毒。如果检测出病毒，那之后的处置就交给政治家，从政治角度判断。政治家恐怕会开发抗病毒药物，将进化扼杀在摇篮之中吧。如果病毒不存在，那就会释放被隔离的人。
至于那个大脑发生变异的三岁孩子，应对办法是让他和他的父亲都加入美国国籍，照顾其生活，并将其置于当局的宽松监视之下。大前提是必须保证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避免使用监禁等暴力手段，令其对现代人留下友好的印象，并利用其超人的智力为美国服务。
然而，鲁本斯拟定的计划，在提交后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
“高层的意见是，你的计划太拖泥带水了。”施耐德研究所会议室里，对外协调部部长说，“必须尽快消除对美国的威胁。”
“消除?”鲁本斯立即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那就是抹杀。
“而且，你拟定的计划，无论是费用方面，还是实效性方面，都有问题。中东进行的两场战争已经让我们疲于应付了，没有精力隔离纷争地带的四十名俾格米人。”
“这件事可以不通过军事方法解决，要用民事办法。只要打着遏制致死性病毒蔓延的旗帜，就可以伪装为人道支援展开行动，在刚果战斗的各方势力就不会以美国为敌了吧?”
“我说，阿瑟……”部长放缓口气，教育面前这位轻率无知的分析员，“你不知道本届政府的脾气吗?即便你在这儿说服了我，他们也不会改变主意，只会去找另一个听他们话的机构办事。”
被上级点醒后，鲁本斯对自己的幼稚感到羞耻。没错，那些家伙的行事风格一贯如此。给反对意见挑刺，然后加以摒弃，让周围遍布支持者。这是披着民主决策外皮的独裁。万斯政府就是这样发动对伊拉克人民的杀戮的。
“高层的意见不会建立在你拟定计划的适当性上，只会基于他们自己的偏好。本届政府是典型的牛仔气质，不喜欢慢条斯理的手段。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有人能破解最高强度的密码，那就抢在假想敌国知道那人存在之前干掉他。”
“可是，就算干掉了那个俾格米孩子，潜在的威胁仍然存在。如果变异是病毒引起的，那康噶游群中可能还会诞生新的超人孩子。”
“高层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鲁本斯惊愕不已，直勾勾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部长。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万斯政府的精神病理，但看样子还是低估了他们的邪恶程度。尽管是在保密措施严密的会议室里，鲁本斯还是压低了声音问：“你是说，要把康噶游群的所有成员，连带奈杰尔·皮尔斯一起抹杀?”
部长苦着脸点头：“要想在华盛顿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注意措辞。不是‘抹杀’，而是‘消除’。只要存在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那要消除的就不止你提到的四十一个人，连计划执行者也必须消除。”
拼死抗辩的鲁本斯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有如此强烈的道德意识。“但这样做军方是不会允许的。派去执行任务的是特种部队，培养一个特种部队战士需要消耗数百万美元的税金。难道这样的精锐部队也要‘消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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