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看到过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因为站出来为部下讲了几句话而被革职和枪决，他还知道真正的阴谋家死去时的惨状是他所不敢想象的。
他已经见到过曾经在军中不可一世、无人敢惹的阿尔朱布里部族是如何失宠和遭黜的，余下的人是如何变得服服帖帖的。他对萨达姆的亲属、时任内务部长的阿里·哈桑·马吉德的滥杀无辜缄口不语。当时马吉德策划了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不单单在哈拉布贾，还在另五十个村镇，用炸弹、炮弹和毒气把它们夷为平地。
与跟在热依斯后面的所有随从一样，塔里克·阿齐兹知道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他的主人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他也将会永远沉沦。
与御座周围的某些人不同，他太聪明了，不会去相信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权。使他真正害怕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伊拉克人民的可怕的复仇，假如有朝一日萨达姆的保护面纱被从他的脸面揭开的话。
1 月11日那天，当他从欧洲返回受召唤等待着约见时，他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美国人恫吓的措词，而不会引火烧身。他知道总统有可能轻易地怀疑是他——外交部长向美国人建议那种恫吓的。偏执狂是不讲逻辑的。许多无辜的人死去了，他们的家人与他们一同死去，其缘由就是热依斯的某些灵感性的怀疑。
两个小时之后，当他回到他的轿车里时、他宽慰了，含着笑容，但感到迷茫。
使他宽慰的理由很简单。当时他的总统相当放松，态度和蔼。他赞许地听取了塔里克·阿齐兹对他的日内瓦之行的激动的汇报，还有在他与人们交谈时他所感受到的对伊拉克处境的广泛同情，以及在西方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反美情绪。
他理解地点点头，当塔里克愤怒地谴责美国的战争贩子们时，以及当他最后发完了怒火而提到了詹姆斯·贝克确切地对他说过的话时，期待着的来自热依斯的暴怒并没有发生。
当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怒火冲天时，萨达姆·侯赛因仍在点头和微笑着。
外交部长离开时面带笑容，因为最后他的热依斯还就他的欧洲之行向他表示了祝贺。实际上按照任何正常的外交标准来衡量，这次欧洲之行应该是一场灾难——各方面均遭到拒绝、受到主人的冷遇、没能动摇已经针对他的国家布置起来的多国部队的决心，但这些事实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使他迷茫的是热依斯最后说的那番话。这是对外交部长一个人说的悄悄话，因为总统把他送到了门边。
“拉菲克，亲爱的同志，别担心。不久我将会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还不会。但如果贝尼卡尔布胆敢越过国境，我将不会用毒气去对付，而是用上帝的拳头。”
塔里克·阿齐兹赞同地点点头，即使他根本不知道热依斯在说些什么。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24小时之后才找到谜底。
1 月12日上午，在巴格达7 月14日街与金迪街交汇处的总统府里召开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一星期以后，总统府被炸成了废墟，但里面的鸟儿早就飞走了。
与往常一样，会议通知是最后一分钟才发出的。热依斯每一天特定时刻的行踪，除了其家庭成员、最亲密知己和贴身保缥这一小撮人知道之外，其他官员，无论职位多高、无论如何受宠，都不知道总统的下落。
在经历过七次主要的、针对他的暗杀阴谋之后，他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对个人安全措施的着迷般的重视。
这种保安措施没有托付给反间局，也没有托付给奥马尔·卡蒂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局，当然更没有托付给陆军，甚至也没有托付给共和国卫队。这项任务交给了青年近卫队。队员们的年纪是轻了些，大多数才20岁刚刚出头，但他们的忠诚是狂热的和绝对的。他们的队长是热依斯自己的儿子库赛。
没有一名阴谋家会知道热依斯要行走的路线、时间或者乘坐的车辆。他对军事基地和工业基地的视察和走访总是搞突然袭击，不但搞得被访问单位措手不及，而且他周围的人也大吃一惊。即使在巴格达市内，他也会凭一时的突发奇想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时候在总统府住上几天，有时候回到拉希德宾馆下面的地下掩蔽室去。
每一份放到他面前的饭菜，必须先由人去试尝，该试尝者是厨师的长子。每一杯饮料须是从封口完整的瓶中倒出来的。
那天上午在总统府召开的会议是由特别信使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通知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的。这样就没有时间去准备暗杀行动了。
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转弯驶进总统府大门，卸下车上的载荷，停到了一个专门的车库里面。每一名委员都通过了一道金属检测门;个人随身武器是不允许携带的。
当大家都聚集到那个放着一张T 形桌子的大会议室时，他们一共有三十三个人。八人坐在T 字的上首，分列于中间那把空着的御座的两旁。其他人面对面地坐到了T 字竖条的两边。与会者中有七个人与热依斯有血缘关系，另三个人与之有姻亲关系。再加上八个人来自底格里特或其附近地区。他们全都是复兴党的长期党务要员。
三十三人中有十人是内阁部长，九人是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前共和国卫队司令萨迪·图马·阿巴斯就在那天上午晋升为国防部部长，正春风满面地坐在桌子的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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