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
罗丹对卡松的意见反复考虑了很久，最终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图。事实上，向银行发送指示，以及随后给伦敦发信提供巴黎的电话号码，都不会对杀手的计划产生分毫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杀手已经选好了行动的时间，而且已经像钟表那样精确地在执行他的计划和意外防范措施了。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屋顶上，他巨大的身躯隐在空调的阴影里，手里拿着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想着在马赛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续低烧的血液病。他非常担心。黎明时分，他想出一个主意。他想起一九六○年他最后一次见到约约时，这个前外籍军团的士兵告诉过他，他打算在公寓里装一部电话。
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离开了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乘出租车来到了古森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早饭时，他用杜根的名字给军械师打了个电话，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会面约在上午十一点。他十点三十分就到了那条街的街角，然后在马路尽头的小公园里的路边长椅上，花了半个小时，从报纸的后面观察这条街。
周围看起来很安静。十一点整，他出现在门口，古森让他进去，把他领到门厅尽头的小办公室里。豺狼进去后，古森小心地锁上前门，挂上保险链。英国人在办公室里转过身，面向军械师。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比利时人看起来有点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杀手冷冷地注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面色阴沉。
“你上次告诉我，如果我八月一号回来，那四号我就能把枪带回家了。”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您保证，枪绝对没有问题，”比利时人说，“事实上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我最杰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枪。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得重新做。我演示给您看。”
桌子上躺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概两英尺长，十八英寸宽，四英寸厚。古森打开匣子，豺狼低头看着，匣子的盖子向后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来像个扁平的托盘，被精心分隔成各种形状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都与它要装的步枪的部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释道。“原来的匣子太长了，这个匣子是我自己做的。很合适。”
匣子十分精巧。上半部放的是枪管和枪后膛，全长不到十八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端详着。枪管很轻，看起来更像冲锋枪的枪管。后膛里插着一根细长的枪栓。枪栓背面的末端有一个旋钮，和后膛一般大小，枪栓的其他部分就装在这里。
英国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的末端，用力朝逆时针方向拧了一下，枪栓松动了，豺狼顺着螺纹转了几圈，把枪栓拉了出来，露出闪亮的弹仓和黑洞洞的枪筒后部。他把枪栓塞了回去，顺时针拧了几下，顺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枪栓的尾部另加了一个钢制的圆盘，焊得天衣无缝。它有半英寸厚，周长不到一英寸。圆盘顶部有一个半月形的孔洞，枪栓后退时能够自由通过。圆盘反面的中间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里面刻有螺纹，可能是为了装螺丝用的。
“这是用来装枪托的。”比利时人轻轻地说。
豺狼注意到，后膛的底沿原本应该装着木枪托的地方，边缘有点轻微的凸起，原来的枪托已经被去掉了。除此以外，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来用来固定木制枪托的两个螺丝用的孔洞被巧妙地填上了，还烤了蓝漆。他把枪掉转过来，查看底部。后膛的下面有一条很窄的开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枪栓的下部，这里装着击发子弹的撞针。原有的扳机超出钢制后膛表面的部分被锯掉了，剩余部分向着开口处延伸。
在剩下的扳机上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上面也有一个刻了螺纹的孔洞。古森没吭声，递给他一个小小的银色钢件，有一英寸长，呈一定弧度，一头刻有螺纹。豺狼把有螺纹的一头放到金属球的孔洞里，用食指和拇指迅速地拧着。拧紧后就是一个新扳机，从后膛的底部伸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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