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按下里程表，离开入口，下坡驶向街道。车站前广场有个半圆形停车道，一个口进，一个口出。这辆出租车从斜坡上下来就正对出口。没轮到的乘客们乱哄哄的，还在试图吸引出租车司机的注意。忽然警笛大作，盖过了这片嘈杂声，司机和乘客都听得真切。这辆出租车开到路口，进入车流之前停了一下。三辆警车和两辆黑色玛丽亚风驰电掣地冲进入口，在朝向车站大厅的主拱廊前停了下来。
“嘿，他们今晚很忙啊，这些混蛋，”出租车司机说道，“去哪儿，牧师先生?”
牧师给了他一个位于奥古斯汀码头的小酒店的地址。
九点，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有留言让他给在图勒警察局的瓦伦丁局长打电话。电话接了五分钟才通。瓦伦丁一边说，勒贝尔一边做着记录。
“你把车上的指纹弄下来了吗?”勒贝尔问道。
“当然，还有庄园房间里的。有几百个，全都吻合。”
“尽快送到这里来。”
“好的，我会的。你要我把那个图勒火车站的共和国卫队的警察也一并送到你那儿吗?”
“不，谢谢，除了他已经说过的那些，他对我们也讲不出更多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瓦伦丁。你可以让你的小伙子们休息了。他现在在我们的地头，让我们来对付他吧。”
“你确信就是那个丹麦牧师?”瓦伦丁问，“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不会，”勒贝尔说道，“肯定是他。他已经把一个箱子扔掉了，你可能在沙隆尼尔庄园和图勒之间的什么地方找到那个箱子，可能在河里或者山谷里。但另外的三个箱子非常吻合。肯定就是他。”
他挂上了电话。
“这回是牧师，”他痛苦地对卡伦说，“一个丹麦牧师。姓名不详，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想不起护照上的名字。人为因素，总是人为因素。出租车司机在马路边睡着了;花匠太紧张，不敢去查看他多睡了六个小时的主人;警察不记得护照上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卢西恩，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太老了，衰老而且迟钝。你去备好车，行吗?晚上的‘烧烤’时间又要到了。”
内政部的会议紧张而压抑。与会的人听了四十分钟，案情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森林搜索、伊格尔顿、那个没有出现的关键的出租车司机、庄园的谋杀案、在图勒登上去巴黎火车的高个子灰头发的丹麦人。
“不管怎么说，”勒贝尔说完，圣克莱尔冷冷地说道，“这刺客现在已经到了巴黎，有了新名字和新面孔。你看来又一次失败了，我亲爱的队长。”
“让我们等几天再互相指责吧，”部长打断道，“今天晚上在巴黎的丹麦人有多少?”
“可能好几百，部长先生。”
“能搞清楚吗?”
“只有等到早上，等酒店登记卡送到巴黎警察局。”勒贝尔说道。
“我来安排今晚检查所有的酒店，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各一次，”巴黎警察局局长提议，“他填表格时肯定以‘牧师’开头，不然酒店的服务员会怀疑的。”
屋子里的人都高兴起来。
“如果他在圆领上围个围巾，或者直接把圆领拿掉，登记时只写‘某某先生’该怎么办?”勒贝尔说道。有几个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先生们，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要做，”部长说道，“我要再和总统谈一次，在找到这个人并干掉他之前，请总统取消一切公开活动。同时，明天一早的头一件事情就是逐个清查今天晚上在巴黎登记入住的丹麦籍人士的登记卡。队长，还有巴黎警察局局长先生，你们能做到吗?”
勒贝尔和帕蓬点点头。
“那么会议到此结束吧，先生们。”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勒贝尔后来在办公室里对卡伦说，“他们总认为是豺狼运气好，而我们很愚蠢。好吧，他是运气好，但他也是极其狡猾的。我们很不走运，我们也犯了错误，哦，是我犯了错误。但一定有另外的原因。两次，我们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一次他开了一辆重新刷了漆的汽车，用化名逃离了加普。现在他又逃离了庄园，还杀了他的情妇，离阿尔法罗密欧被找到只有几小时。每次都是在早上，在我向内政部会议做报告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预计12个小时之内就能拘捕他之后。卢西恩，我亲爱的伙计，我想我得使用一下我无限的权力了，我要搞一次小小的窃听活动。”
他靠在窗棂上，向外望去，目光穿过缓缓流淌的塞纳河。顺流而下是拉丁区，那里灯火通明，笑声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三百码外，另一个人也靠在他的窗台上。在夏季的夜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被聚光灯照得雪亮。这个人望着在它左边的司法警察署大楼的巨大身影，沉思着。他穿着黑色的裤子，一双便鞋，圆高领的丝质线衫下面，是白色的衬衫和黑色围领。他抽着一支加长的英国过滤嘴香烟，面容很年轻，头上是一头乱蓬蓬的铁灰色头发。
两人的目光跨过塞纳河，向前看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就在这时，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将时间引入了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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