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半去法院，有个犯人要取保候审。这事只能交给斯金纳了。
“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佛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车时，斯金纳说：“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些狗杂种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佛尔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五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的身份。你拿到所有这些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卡尔·贝特曼大夫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伤员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从停车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工作。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处受了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急救员做得很好。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喘息声，但气管是畅通的，颈部已经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顾问医生撕开伤员的外套和汗衫，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发现有两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或嘴巴里的牙齿缺损了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边。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如果伤员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术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太快了：这是可能有内伤的一种症状。
C是循环(Circulation)。还不到一分钟，贝特曼医师就备妥了两根静脉留置针。通过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伤者的两条手臂把一升晶体液输入他体内。
D是伤残(Disability)。这方面情况不好。伤者的脸和头已经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数现在是六比十五，而且还在不断下降，非常危险。伤者的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员，幸亏他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皇家伦敦医院。
贝特曼大夫打电话给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马上把伤员送过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大夫。
“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指数现在是五，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穿着袜子、鞋子、内裤、领口敞着的衬衫，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防水外套。腰部以下的裤子和鞋袜不成问题，已经直接被脱掉。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震动，外套、夹克和衬衫则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这些物品返回多佛尔街警署，呈交给一直等待着的杰克·伯恩斯。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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