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折磨人的原因是，三种运动所需要的肌肉全然不同。游泳者强壮的肩部、胸部和手臂，并不是速度赛车手或马拉松运动员所需要的。换成这两项运动时，这些肌肉就只是必须承受的额外负担。
自行车运动员快速蹬腿和摆动臀部的动作，与跑步者驱动腿腱使之产生节奏的动作，也是不同的。一种练习的重复节奏并不适用于其他运动。铁人三项运动员需要所有这些训练，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去与三个专业运动员的成绩相竞争。
对二十五岁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比赛项目了。到五十一岁时，根据《日内瓦公约》，其折磨简直可以构成犯罪。这位跑步者在一月份时过了他的五十一岁生日。他瞟了一眼手腕，皱起了眉头。不够理想，比他最好的成绩慢了几分钟。他把自己作为敌人，更为艰苦地迈腿向前跑动。
奥林匹克运动员们一般指望能在两个小时内做完这三项运动。这位新泽西州的跑步者已经用去了两个半小时。而他现在还有两公里的路程需要跑完。
跑过三十一号公路的弯道处，他能看到小镇的第一批房屋了。古老的彭宁顿村庄坐落在这条公路两侧，旁边是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从纽约南下过来，穿过纽约州继而通往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在村里，三十一号公路被称为“大街”。
彭宁顿村庄不大，同散落在美国大地上的其他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一百万个清洁、干净、整齐的小村镇没什么两样。村中心有一个唯一的主要十字路口，西特拉华大道在这里与“大街”交会。村里还有几座热闹的教堂，分属三个宗派;另有一个第一国家银行和六七家店铺。一些住宅分布在绿树成荫的小巷里。
跑步者朝着十字路口的方向跑去。还有半公里路程，时间还太早，他还不能去“乔之杯”咖啡馆喝咖啡，或去维托比萨饼店吃早餐。不过即使它们开着，他也不会停下来。
在交叉路口南边，他经过了一座白色木板搭建的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房子，门旁的招牌上写着：加尔文·德克斯特律师。那是他的招牌，他的法律事务所。他只是间或歇业，去外地料理其他事务。客户和邻居们以为，他时常休假去钓鱼;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纽约市内还用另一个名字买下了一套小公寓。
他驱动他酸痛的双腿跑向五百码之外的转向点，过了那里就进入到村镇南部的切斯皮克路。那就是他居住的地方，那个转角标志着他自我受难历程的结束。他放慢脚步，停下来，垂下头，靠在一棵树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两小时三十六分钟。比他的最佳成绩差了一大截。方圆一百英里内，可能根本没有哪个五十一岁的人能接近他的这个成绩，但关键并不在这里。他当然不会向那些微笑着向他打招呼的邻居们解释：他这么艰苦锻炼的用意，在于以这种痛苦去对抗另一种痛苦，那种时常存在、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那种失去孩子、失去爱、失去一切的痛苦。
跑步者转入他家房子的那条街巷，走完最后的两百码路程。在前方，他看到送报的小伙子把一大扎报刊放到了他家门廊里。小伙子在骑车经过时朝他挥挥手，加尔文·德克斯特也挥手示意。
稍后他会骑上轻便摩托车，去把他的皮卡取回来。在把摩托装上车厢后，他会驾车回家，并把路边的自行车也带回来。但首先他需要冲一个淋浴，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和几个橙子。
在门廊的台阶边，他捡起那一扎报刊，打开来审视。如同预期，有一份当地报纸，一份华盛顿报纸，一份来自纽约的厚厚的星期天版《时报》，还有一本专业技术杂志。
加尔文·德克斯特这位居住在新泽西州彭宁顿村的律师，长着沙色头发、身材瘦长结实、带着友善微笑;他就出生在这个州，但他却并不是生下来就拥有这一切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他降生在纽瓦克市的一个爬满了蟑螂和老鼠的贫民窟，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是当地饭馆的服务员。父母亲在社区舞厅里约会时多喝了几杯劣质酒，让事情失去了控制，因而不得不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结了婚。一开始他对此一无所知。小孩们并不了解是谁、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往往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身世，有时候要通过艰难的方式。
在德克斯特看来，父亲不是一个坏人。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自愿要求参军上前线，但作为一名熟练的建筑工人，人们认为他留在家乡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战时的美国，新泽西地区新建了成千上万的工厂、船坞和政府机构。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该用拳头的时候毫不犹豫，这是许多蓝领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则。但他努力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把他的工资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尽力教养他的蹒跚学步的儿子去热爱祖国、热爱宪法和热爱乔·迪马齐奥。
但后来，朝鲜战争之后，工作机会减少了。工业不景气，工会处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
加尔文五岁时，母亲离开了他们。他太小了，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他丝毫不懂，父母亲之间是没有爱情的结合，年纪小小的他还以为大声叫喊、争吵就是常态。他也不知道，当时有位经常出差的推销员曾经答应他母亲，会为她带来明亮的灯光和漂亮的衣服。大人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妈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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