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天晚上德克斯特获悉，诺尔曼·罗斯先生并不是一直姓罗斯。他的父亲塞缪尔·罗森在世纪之交抵达美国，来自现在的波兰某地区，为的是逃离俄国沙皇的迫害，这种迫害那时是由哥萨克骑兵实施的。
“先生，把这些两手空空地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寻求生存机会的人拒之门外是很容易的。说声不行就走开是很容易的。告诉这两个人，说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应该回去遭逮捕、受刑、处决，是不用花费成本的。”
“可我问您，假定我们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我们先辈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那么，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回到已成为屠宰场的祖国时，有多少人会说：‘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们关上大门把我送回来受死。’有多少人，罗斯先生?一百万?接近一千万。我请求您，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不是从一位聪明的律师获得一次成功的意义上，而是从莎士比亚称之为仁慈的本质这个角度，我请求您宣布，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我们可以为已经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仅仅寻求一次求生机会的一对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诺尔曼·罗斯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时间。然后他把铅笔当作木槌在办公桌上敲了一下，并宣布：“暂缓驱逐。下一个案例。”
来自“关注难民”的那位女士，激动地用法语把结果告诉了孟鸿夫妇。其后的手续会由她和她的组织去办理。会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辩护了。孟鸿夫妇现在可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美国，最后还能获准工作、避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着说她可以走了，然后他转向孟鸿先生说：“我们去那边的自助餐厅，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的是孟鸿先生的本国语言——越南语。
在那家地下餐厅角落里的一张餐桌边，德克斯特检查了柬埔寨人的护照和身份证。
“这些证件已经由西方几位最优秀的专家检验过了，是真实的。你是怎么弄到它们的?”
这位难民看着他娇小的妻子。
“是她制作的。她是义族人。”
越南有一个叫义的宗族，几个世纪以来，顺化地区的学者大都是出自这个宗族。他们有一项历代相传的书法专长，曾为皇帝撰写宫廷文书。
到了现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开始抗法战争后，他们绝对耐心、细致和令人惊异的制图术，让世界上最高明的伪造证件者相形见绌。
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小个子妇女因长期的战争而损失了视力，她曾俯伏在一个地下工作室里制作通行证和身份证。这些证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着它们随意地进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从来没被抓住过。
加尔文·德克斯特把护照和身份证递了回去。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这里?”
妻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镇，”他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逃出来的。至少这部分是真实的。我在越南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关了三年。”
“那为什么要假装是柬埔寨人?美国已经接受了在那场战争中曾与我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南越人。”
“因为我曾经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缓慢地点点头。
“这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他承认道，“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生于一九三〇年，在最南方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所以我懂一点高棉语。我的家庭并不信仰共产主义，我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他用这种思想教育和抚养我长大。”
“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转向共产党了?”
“那是我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进了集中营的原因。其实我不是共产党。我假装是。”
“说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是在法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尽管我渴望在长大后要为独立而奋斗。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把法国人赶了出去，虽然维希政府的法国实际上也是与法西斯站在一边的。于是我们转而抗击日本人。”
“领导抵抗运动的是以胡志明为首的共产党人。他们比那些民族主义者更高效、更老练、更残酷无情。这时许多人改变了立场，但我父亲没有。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败走后，胡志明成了民族英雄。当时我十五岁，已经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法国人回来了。”
“然后就是九年的战争。胡志明和共产党的‘明越’抵抗运动吸纳了所有的其他抵抗力量。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清除掉了。我也参加了那场战争。一九五四年，法国人在奠边府被打败时，我也是搬运大炮上山的人海中的一员。然后是《日内瓦协定》，一个新的灾难。我的祖国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部分。”
“你重新参战了?”
“没有立即参战。有一段短时间的和平。我们期待着协定所规定的全民公决。但全民公决取消了，因为南方的吴庭艳政权知道他们会失败。于是我们重新拿起了枪杆。当时的选项，只有南方令人厌恶的吴庭艳及其腐败的政权，以及北方的胡志明和甲将军。我曾经在甲将军手下战斗过，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他。所以我选择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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