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阿富汗战争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共同作用，最后使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保罗·德弗罗已经从情报分析部转到了行动部，并与米尔特·比尔顿一起，把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支持游击队的武器分发给那些“山区战士们”。
在阿富汗山区艰苦的生活、行军和战斗期间，他见过从中东过来的成百上千个满怀理想的年轻反苏志愿者。他们既不说普什图语，也不说达利语，但愿意在需要他们的时刻在异国他乡战斗和牺牲。
德弗罗很清楚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正在抗击一个威胁到他自己国家的超级大国。但这些年轻的沙特人、埃及人和也门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华盛顿不理会这些中东年轻人，以及德弗罗所写的报告。但德弗罗对这些年轻人着迷。这位中情局特工会装作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的样子，连续几个钟头听他们讲话，欣赏着他们反对无神论的言论。
而且，他们也同样仇恨和蔑视基督教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些人中，有一个被宠坏了的生性狂热、喜怒无常的沙特巨富的后裔，投入千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巴基斯坦建立训练营和难民营，把食物、毯子和药品分发给其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的名字叫乌萨马。
乌萨马·本·拉登想成为一位像艾哈迈德·马苏德那样的勇士，但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暮春时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米尔特·比尔顿把他称作“被宠坏的小鬼”，但德弗罗密切地注视着他。这个年轻人除了喋喋不休地提及真主之外，还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总有一天这种仇恨将会发泄到除了苏联人以外的其他目标上。
保罗·德弗罗回到兰利，获得了一连串奖章。他已经选择了独身，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问和工作上。他已故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巨额财富，在他位于老亚历山德里亚的那座优雅的房子里，收藏着令人羡慕的伊斯兰艺术品和波斯地毯。
他曾试图告诫官方，要警惕苏军撤走后任由阿富汗陷入内战的愚蠢做法，但是柏林墙倒塌引起的欣慰导致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在苏联陷入混乱，东欧国家纷纷为自由而倒向西方的形势下，世界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一潭死水，世界唯一余留的超级大国所构成的最后威胁，正像太阳升起之前的雾气一般在蒸发。
德弗罗回国后还没来得及坐稳屁股，萨达姆·侯赛因就在一九九〇年八月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国阿斯彭，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商定，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第一批美军F—15战鹰升空飞往阿曼的图姆莱特，保罗·德弗罗也踏上了奔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的路途。
节奏太快了，日程太紧了，要不然他肯定会注意到异常。一个同样是从阿富汗返回的年轻沙特人，领导着一个叫“基地”的组织，提出愿为法赫德国王服务，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遭北方好战邻国的入侵。
沙特的君主很可能也没特别关注这个小股武装的头领，所以忽视了他提供的志愿服务，相反允许由五十个国家组成的五十万外国战士，来把伊拉克军队撵出科威特并保护沙特的油田。这些战士百分之九十是异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们的作战靴行进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同一片土地上。其中差不多四十万是美国人。
对那个沙特狂热分子来说，这是对真主和先知默罕穆德的侮辱，是不可容忍的。他宣战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针对许可外来入侵的沙特王室。更重要的是，德弗罗最初在兴都库什山区注意到的那种仇恨，现在已经找到了发泄的目标。拉登接着宣布对美国作战，并开始着手制订计划。
假如在海湾战争结束和胜利之时，保罗·德弗罗就被调到了反恐中心，那么历史的进程也许会发生改变。但在一九九二年，反恐中心还是一个级别很低的部门;政权转移到了比尔·克林顿手中;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进入了他们最糟糕的十年。先是中情局爆出丑闻，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背叛祖国;后来又传出消息，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汉森也是个叛徒。
在与苏联对抗了四十年之后，本应该是胜利的时刻，两个情报机关却都遭受了领导、士气和信任上的危机。
新的领导崇尚一条新的原则：政治上的正确性。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伊朗门”丑闻经久不散，导致新领导不再崇尚勇气与胆量。精明能干的好员工大批离去;官僚主义者和阿谀奉承者被提到了中层领导的岗位上。具有几十年前线斗争经验的情报员们受到了冷落。
在招待酒会上，当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自鸣得意地宣称，至少阿拉伯世界还爱戴美国，保罗·德弗罗对他们报之以礼貌的微笑。这种爱戴只限于他们刚刚访问过的那十个王子。这位耶稣会会士出身的情报官曾经影子般地在穆斯林的街巷里穿行多年，在他的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不，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驾着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驶入了纽约世贸中心地下第二层的停车场里。车上装载着大约五百到七百公斤的以化肥为原料的自制炸药，叫硝化脲。幸好对纽约人来说，它的爆炸威力还远远不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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