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手机使用预付的充值SIM卡，以后就不会产生话费的结算事宜了。对手机和SIM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服务商来说则不然。除非手机是在购机地点的周边范围内拨打使用，否则还是会有账目需要结算的，但这些账目只需在通讯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而且是由电脑完成的。
当阿卜德拉希的电话被他在基达的兄弟接听时，他就在使用设在白沙瓦的无线电发射塔了。这座发射塔属于巴基斯坦电信公司。所以该公司的电脑开始探寻这部手机在英国的供应商，也就是用电子信号发话：“你的一位客户在使用我的时间和信道，因此你欠费于我。”
多年来，巴基斯坦反恐中心一直都要求巴基斯坦电信公司和它的一家对手公司把所有拨打和接听的电话都转发给反恐中心监听站。而且在英国的提示下，反恐中心已经在他们的窃听电脑里安装了英国的软件，其程序可以截取某些特定号码。其中的一个号码突然被激活了。
一个能说普什图语的年轻的巴基斯坦陆军中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上级军官来接听了。那位少校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在说什么?”
中士听了听，回答说：“有关发话人母亲的一些事情。他好像是在和他的兄弟通话。”
“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又核查了一下。“白沙瓦发射台。”
无须多说。整个通话将被自动录音，以供今后分析研究。眼下要做的是确认发话人的地点。当天值班的这位反恐中心少校深知，仅靠一次短暂的通话是无法确定发话地点的。这个傻瓜总不会在线聊很久吧?
在地下室上层他的办公桌上，少校按了三个按钮。通过快速拨号，反恐中心白沙瓦监控站主任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多年前，早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九一一事件之前，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部门，简称ISI，从军队接纳了许多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在与塔利班及其客人“基地”组织的斗争中变得相当不可靠。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的强烈“忠告”，清理门户。一种方式是通过持续的工作调动把极端激进的官员从情报部门清退回军队;另一种方式则是在ISI中创建精英的反恐中心，配之以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瓜葛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前装甲兵指挥官阿布杜尔·拉扎克上校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白沙瓦反恐中心的负责人，下午两点半，他接听了这个电话。
他认真倾听着他的同事从首都伊斯兰堡的来电，然后问道：“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大概三分钟。”
拉扎克上校的运气很好。他的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发射塔只相距八百码，通常定位测向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是半径一千码，他正好处在此范围之内。他叫上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匆匆跑上办公楼的天台，开始用定位测向仪扫描整个城市，以便把那个信号源锁定在一个更精确的范围之内。
在首都伊斯兰堡，那位负责监听的中士向他的上级军官报告：“通话结束了。”
“该死，”少校咒骂了一声，“三分四十四秒。恐怕无能为力了。”
“但他似乎没有关机。”中士说。
在白沙瓦老市区的一套顶楼公寓里，阿卜德拉希犯下了他的第二个错误。听到那个埃及人从房间里出来的声音，他仓促地结束了与兄弟的通话，把手机塞进了旁边的一个坐垫底下。但他忘了关机。在半英里之外，拉扎克上校的定位测向仪把范围越缩越小。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巴基斯坦开展着一些大行动，原因很明显，巴基斯坦是当前与恐怖活动作战的一个主战场。而西方盟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大优势便在于，英美两大情报机关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开始通力合作了。
当然，这两个情报机关之间也有些嫌隙，尤其是一九五一年的英国特工人员菲尔比、布基斯和麦克莱姆的叛逃事件之后。但随后，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有一帮叛徒在为莫斯科工作，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间的互相指责停止了。一九九一年，冷战的结束使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作出了愚蠢的推测，他们认为和平终于来临，并将永驻。其实，新冷战正在孕育，它悄悄地隐藏在伊斯兰深处，正经历着降生前的阵痛。
“九一一”以后，两个情报机关再也没有竞争了，甚至连传统的讨价还价也结束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为，如果我们有，你们的人最好也能分享，反之亦然。于是工作方向转为共同努力从外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但什么也比不上英语国家情报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
美英两国驻白沙瓦的情报负责人，拉扎克上校都认识。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布里安·奥多德更亲近些，而且这部捣蛋的手机也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的。所以他从屋顶上走下来后，先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奥多德。
这时候，库瓦先生去了洗手间。阿卜德拉希把手伸进坐垫底下取出手机，放回公文箱上。他发现手机还开着，立刻怀着负罪感赶紧关了机。不过，他担心的是电池耗电，而不是遭截听。不管怎么说，他迟了八秒钟，定位仪已经测定了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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