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卧室里传来一记破碎声，宣告有第五个人存在。那位旁遮普邦人已经扔掉了锤子，但他的肩膀就够用了。在他的猛烈撞击下，卧室门倒了下来，两名反恐中心的特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拉扎克上校。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年埃及人，眼睛因惊恐和愤恨而瞪得又大又圆，正弯腰想把刚才他狠摔在地砖上的笔记本电脑收拾起来。
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于是转身跑向了敞开的窗户。拉扎克上校大叫一声：“抓住他!”但是巴基斯坦缉捕队没能成功。因为天气炎热，那个埃及人光着上身，又因为出汗，他的身体滑溜溜的。他在栏杆前甚至都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跳了下去，落在四十英尺下的鹅卵石路面上。不出几秒钟，过路人就围住了他，这位“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只“咯咯”咕哝了两声就死了。
这栋楼房和街巷已经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拉扎克上校打手机招来了停在四个街区之外的一辆车窗拉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那是他事先安排好的。车里满载着五十名身着军装的士兵。他们沿着巷子跑过来维持秩序，把整栋楼房隔离起来。拉扎克上校将会及时走访每一个邻居，当然，首先就是房东，一楼的那个地毯商。
街上的尸体已由士兵们围了起来，还盖上了一条毯子。担架很快就会到，尸体将被运到白沙瓦总医院的停尸房。谁也不知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宁愿死也不想被抓住，送往设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受审。
拉扎克上校从阳台上转过身来。三名俘虏已被戴上了手铐和头罩。必须派一支部队把他们押送着离开这里。这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地盘，这个街区的部族群众不会站到他这边的。在送走俘虏和尸体之后，他将会留下来彻底搜查这套公寓，仔细寻找关于持有遭通缉手机的那个人的一切线索。
在袭击开始前，布里安·奥多德按要求留在楼梯口。现在他站在卧室里拿着那台被摔坏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他们两人都知道这肯定是最大的收获。所有的护照、手机、任何看上去丝毫不重要的纸片，都将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做全面的分析;犯人和邻居也要接受详尽的审问，以获取任何有用的情报。但首先是这台笔记本电脑。
假如那个死去的埃及人认为砸碎笔记本电脑的外壳就能破坏里面的内容，那么他也未免太乐观了。即使想删除电脑里的文件也是徒劳的。英美都有一群电脑天才，他们将会不遗余力地取出硬盘，剥离无关信息，挑出电脑曾经记录过的每一个有用的字符。
“不管他是谁，死了总是怪可惜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奥多德说。
拉扎克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拖上几天，这个人很可能会消失。如果总是在这座房子周围探头探脑地监视，那么他的特工将会被发现，鸟儿就会飞走。所以他采取了果断的突袭行动，假如再有五秒钟时间，他就能给这个自杀者戴上手铐了。他打算向公众发布一份声明：一个不知名的罪犯在拒捕时坠楼身亡。确认该尸体身份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如果的确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官，那么美国人将会载歌载舞地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以宣告这个胜利成果。但是，他现在还不清楚塔菲克·库瓦的职位到底有多高。
“你在这里一时还脱不开身吧，”奥多德说，“我帮你把这台笔记本电脑安全地带回到你们的总部去如何?”
幸好阿布杜尔·拉扎克具备一些奇特的幽默感。在他的工作中，幽默是下台阶的梯级。在情报界这种秘密工作中，只有幽默能使人保持明智。他喜欢“安全”这个词。
“太好了，”他说，“我派四个人送你上车，只是以防万一。事情全部结束后，我们可要一起分享今晚你送来的那瓶宝贝。”
在四名巴基斯坦战士的簇拥下，这位秘情局特工怀抱着珍贵的物品，回到了他那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上。他所需的设备都已经放在了汽车的后部;刚才保护着车和设备的是他的司机——一位忠心耿耿的锡克族人。
他们行驶到了白沙瓦郊外的一个地点，在那里，奥多德把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联上了他自己那台更大、功率更强的东芝笔记本上，由此通过电子空间连通了英格兰科茨沃尔德山区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
奥多德知道该如何操作，但作为一个电子技术的外行，他还是对这种技术的神奇魔力感到眩晕。在几秒钟之内，几千英里之外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已经获得了这台东芝电脑里的所有硬盘资料。它掏空了电脑的内脏，就像蜘蛛一口气把一只捕获的苍蝇肉汁吸干一样迅速高效。
然后英国情报站站长驱车将这台笔记本电脑送回反恐中心总部，安全地交到了巴方警官手中。在他抵达反恐中心大楼之前，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已经与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了这些珍贵的资料。此时是白沙瓦的深夜，科茨沃尔德的黄昏，马里兰的下午三点。不过这算不了什么，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大楼里是没有灿烂阳光的，那里的工作不分昼夜。
这两个情报机构都设在乡间，而且都在通过一根根电线杆对所有的通话进行无遗漏的监听。人类每天用五百多种语言和一千多种方言所进行的几万亿次电话通讯，都被窃听、采集、筛选、分类、排除或截留，如果引起了特工的兴趣，它们就会被分析、研究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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