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比赛结束两支球队走出赛场时，特里一直站在用绳索分隔的通道旁边微笑着。麦克伸出手捋了捋弟弟的头发。
“嗨，我们赢了，兄弟。”麦克说。
后来，当终于要告诉哥哥他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特里已经紧张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那时候，哥哥麦克是伞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刚结束马岛战争返回英国。他得知消息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微笑着，引用电影《热情似火》[10]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宽慰他：“嗯，谁都不是完美的。”
从那个时刻起，特里就开始无限崇拜他的哥哥。
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太阳正在下山。在同一时区的古巴，太阳也在西沉。位于这个岛国东南部的关塔那摩半岛，一个人铺开他的祈祷毯，面朝东方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在囚室外面，一个美国大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这一切，警卫以前都见过，见过很多次了，但他接到的指示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媒体通常把这里称为“吉塔摩”，即关塔那摩湾的简称。那个祈祷的人已经在这里关押了将近五年了。以前被关在X营，现在转至D营，他已经熬过了早期的折磨和痛苦，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哭喊和尖叫。他已经忍受了对他的肉体和信仰的多次羞辱，从未吭过一声。每当他盯着施暴者时，对方能看出从他的黑胡子上方那双黑眼睛里射出来的满腔仇恨，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时代，当局鼓励囚犯去检举揭发其他囚犯换取优待，他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没有获得优惠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其他囚犯纷纷告发他以获取特殊待遇，但这些诬告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他从不理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档案室里满满当当的囚犯资料案卷，是审讯官的工作业绩。里面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也不少，但几乎都不是他的口供。几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勉强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过得去的记录。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做祈祷的这个人被认定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古兰经》。这一天傍晚，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班的那个卫兵说。
上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本·乔利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发掘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怎么发掘呢?”马丁问道。
“嗯，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六日战争’[11]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会调查清楚这件事，并能够阻止它。请别忘了，一九六○年加里·鲍尔斯的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还有一九六二年我们的U2飞机拍摄到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自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长进。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他因自己的年长而自负地笑了起来。特里·马丁点点头。
“也许他们在‘基地’组织内部有人。”马丁提示道。
“我很怀疑，”年长的乔利说，“如果在内部高层有人，那么这会儿他早就把‘基地’组织领导层所在的方位报告给我们了，而我们则已经用精确制导炸弹把他们的老窝端掉了。”
“嗯，也许他们会派一个人渗透到‘基地’组织内部，摸清情况后报告回来。”
老人又摇摇头，这一次很坚决。
“算了吧，特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很容易变节，背叛我们。至于一个非阿拉伯人，那就更别提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来自庞大复杂的家庭、家族和部落。只要询问一下家庭或家族的情况，这个渗透者就会露馅，就会暴露。”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完美的履历。此外，他还必须看上去像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完全混同他们。在祈祷时，只要有一个词发音不准，那些狂热分子马上就能听出来。他们一天祈祷五次，从来没有漏过一个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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